1999年的夏末，空气里还飘着未散的暑气，十六岁的他攥着一张皱巴巴的绿皮火车硬座票，站在南方小城的火车站广场上。没人叫他的名字，从记事起，福利院的阿姨们只喊他“喂”，后来一起住的孩子叫他“那个谁”，他自己也忘了有没有过名字，像忘了冬天冻裂的脚后跟是怎么好的，忘了最后一次吃福利院的白面馒头是什么味道。
他背着的帆布包是捡来的，里面塞着两件洗得发白的旧衬衫，还有福利院院长临走时塞给他的五十块钱。院长说“出去闯闯总比在这儿耗着强”，可他不知道要闯去哪里，只听说南方工厂多，能找到管饭的活。广场上满是扛着行李的人，说笑着、争吵着，他缩在角落的柱子旁，看着远处霓虹灯牌上“1999”的字样闪得刺眼，像谁在提醒他，这一年，他要开始一个人的日子了。
第二天清晨，他跟着两个同样找活的年轻人去了郊区的电子厂。门口的保安斜着眼打量他，问“叫什么”，他愣了半天，说“不知道”。保安骂了句“神经病”，却还是让他进去了——厂里缺人，只要手脚利索，管你有没有名字。车间里机器轰鸣，流水线像条永不停歇的蛇，他被安排在最后一道工序，给电路板拧螺丝。每天从早上八点坐到晚上十点，手指很快磨出了水泡，后来变成硬茧，像一层壳裹在指头上。
宿舍是六人间，另外五个人都是同乡，晚上躺在床上会聊家里的事，聊女朋友，聊以后要攒钱盖房。他躺在最里面的上铺，背对着他们，听着那些话像风一样飘过去，落不到自己心里。有人问他“你家哪儿的”，他说“没家”；问他“以后想干啥”，他说“不知道”。久而久之，没人再跟他说话，他成了宿舍里的“透明人”，吃饭时一个人坐在食堂角落，洗澡时等所有人都洗完再进去，连工牌上的名字栏，都空着。
十月的一天，下了夜班他去小卖部买泡面，电视里在放国庆阅兵的重播，店主夫妇带着孩子坐在小桌旁看，孩子指着屏幕喊“爸爸，飞机！”。他站在门口，手里攥着两块五毛钱，看着那家人的影子映在亮着的玻璃窗上，突然觉得喉咙发紧。他没买泡面，转身走回宿舍，楼道里的声控灯随着他的脚步亮了又灭，像在陪他数着没有尽头的台阶。
回到宿舍，上铺的床板硬得硌人，他摸出枕头下的五十块钱，钱角已经卷了边，上面还留着院长手上的温度。他把钱展开，又叠好，塞进衬衫内袋里，贴着胸口。外面的月光从窗户缝里钻进来，在地上投下一道细长的影子，那是他唯一的伴。他想，明天还要拧螺丝，还要攒钱，可攒了钱要做什么？他不知道。就像不知道明天太阳会不会照常升起，不知道自己要这样走多久，只知道今晚，他还是一个人，躺在陌生的床上，听着远处机器的声音，像整个世界都在陪他沉默。
第二章
2003年的春天来得猝不及防，南方的雨一下就是半个月，车间顶上的铁皮棚被砸得噼啪响，连带着流水线的轰鸣声都显得闷了几分。他已经在电子厂待了四年，手指上的硬茧又厚了一层，拧螺丝的速度比刚来时快了一倍，工头偶尔会拍着他的肩膀说“还是你踏实”，可没人问过他想不想一直做这个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