他蹲下身，和我平视，声音放得很轻，却字字清晰地落在我耳朵里：“你有一双没被雕琢过的眼睛，像裹在绿萼里的花苞，怯生生的，却又藏着连自己都没察觉的光——不是装出来的亮，是从骨子里透出来的、干净的光。”
那是我长这么大，第一次有人用“光”来形容我。以前邻居们只会说“这丫头真瘦，看着就弱”，舅舅只会说“干活麻利点，别愣着”，从没人注意过我的眼睛，更没人说我“有光”。我盯着他的鞋尖，心跳得像揣了只乱撞的兔子，连话都说不出来，只能攥着衣角，指尖发白。
“你愿意让我培养你吗？”他又问，声音依旧温和，却带着一种天然的笃定，仿佛早已知道我的答案，“我教你怎么把这光藏好，怎么让它慢慢亮起来，怎么开得好看，好不好？”
2 初遇沈先生
十六岁的我，像一株在墙角阴湿处待久了的小草，突然被人递来一束温暖的光，哪里有拒绝的力气？我甚至没来得及想“培养”是什么意思，没来得及问他要教我做什么，只觉得跟着这个说话温和、身上好闻的男人，总比在舅舅家看脸色、干粗活强。我点了点头，动作轻得像一片飘落的叶子，却足以让我的人生，从那条布满灰尘的老巷，拐进了一座明亮却封闭的玻璃房。
进门那天，沈先生领着我参观他的别墅。客厅很大，家具都是深色的木头，透着贵气；书房里摆着整面墙的书，还有一架黑色的钢琴；二楼有一间朝南的房间，被收拾得干干净净，墙上挂着空白的画布，书桌上摆着崭新的画笔和颜料。“以后你就住这儿，”他指着房间里的落地窗，窗外是修剪整齐的花圃，种着几株名贵的玫瑰，“你看那些玫瑰，它们不能受一点风雨，不能沾一丝灰尘，得在最适宜的温度里，才能开出最周正、最无瑕的花。你也是一样，我会把你教成最好看的样子。”
我当时以为，这是救赎——是有人愿意花心思“打磨”我，让我从一株不起眼的小草，变成一朵漂亮的玫瑰。可我忘了，玫瑰的漂亮，是要被修剪掉刺、被控制着生长方向的；而这座看起来明亮的玻璃房，从一开始，就不是庇护所，是我人生的囚笼。
我的“启蒙教育”，是从分辨勃艮第红与珊瑚红开始的。那天下午，沈先生把我叫到客厅，天鹅绒窗帘厚重地垂落，隔绝了外面所有的声音——包括巷口卖糖葫芦的吆喝，包括孩子们追跑的笑声，连风吹过树叶的沙沙声都听不见。他手里捏着两张色卡，离我鼻尖只有一寸的距离，他的呼吸轻轻拂过我的脸颊，带着雪松和淡淡的烟草混合的气息。
“这是勃艮第红，”他指尖点在左边那张偏深的红色上，力道很轻，像是在抚摸一件易碎的珍宝，“你看它的颜色，沉郁却不压抑，像深夜里燃着的壁炉，看着安静，却藏着内敛的力量——以后你涂口红，正式场合就用这种，显得稳重、有教养。”他又点了点右边那张更鲜亮的红：“这是珊瑚红，比勃艮第浅，带着点活泼，像刚从海里捞上来的珊瑚礁，湿乎乎的，有灵气——平时出门可以用，显得娇俏，却不张扬。”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