旧台址边上的平房里，葛丽特推开一只生了锈的铁信箱。里面装着她丈夫留下的东西——一卷卷发黄的纸带，打孔整齐，孔距分明。她拿起其中一卷，放在掌心掂了掂，纸的重量轻得像风。她坐在窗边，雾气把玻璃磨成了毛玻璃，外面像被乳白的布罩住了整座城市。她用有些生硬的中文对着空房间说：“我先生说，夜里信号会跳得很远，像海潮一样回头。”
她伸手把墙上的德文照片抹了抹灰。照片里，是她和丈夫在塔前的合影，男人的笑容里有一种工匠的固执，手握着一把扳手，像握着一把音叉。
灯塔里，槐叔翻着他的记事本。今日日期写的是“廿六”，明明已经是“廿七”。他用铅笔蹭了一下：“唉，夜里跟白天老对不上。”窗外的潮雾拍在玻璃上，水珠摊开又合拢，像一条鱼在玻璃上转了个身。他呵出一口气，“夜里这雾，会把声音打回来。”他自己也不知这话是说给谁听的。
傍晚，一阵不规则的涌浪从外海卷来。出海那批小船被海面上一层银色的毛瞬间推歪了角度，有人匆忙去收帆，有人抓着舵柄骂了声“祖宗”，骂音很快被风吃掉。港内的喇叭又响，那句“未来十二小时风暴警报”复诵，像一只很负责任却机心极重的鹦鹉。
第二天一早，海面漂回几块破木头，有人说是“德顺号”的舱板。码头上的女人们嚎起来，声音塞满了低底的天。靠岸者在粥摊前低头不语，喝粥时手抖了一下，木勺碰瓷的“叮”声清脆得刺耳。
《岛城晨讯》很快出了社论，标题是《听见未来》。文里把“风暴警报”称作“天意垂佑”，最后一句语带讥侧：“某些科学冷血人士请勿乱言，以免扰民。”这一句被读报的紧紧捏在手里，捏出两道灰痕。
沈槐把剪下的社论压在案头，又把上头那条摩尔斯抄了一遍，笔尖在纸面上点出一串密实的节奏。他抬头看窗外，旧台的塔影仍在那里，像一支没有休止符的长音。他拿起帽子，推门出去。门口恰好遇上阿杏，她肩上扛着一捆刚晒干的绳子，鞋面还带着潮色。
“沈先生，我昨晚在堤上听见‘两遍’的广播。”她说，语速带着海边人的利落，“先是一遍口条，再过几息，短一格的，像回声。”
“带上你的耳朵，”沈槐把猫须检波器从布包里露出一个角，“还有你的胆儿。”
两个人在天黑透之前摸到了旧台的塔脚。铁框生锈，手摸上去会掉细黄粉。他们用铁丝搭了一个简易的天线，猫须在方解石上轻轻蹭，嘶嘶声像猫咽喉里的呼噜。他们把耳机一人半副，靠在一起。空气里很快挤满了嘀嗒，像雨点被按着节拍打进耳道。
“来了。”沈槐说。
第一句“未来十二小时风暴警报”从耳朵里穿过，清清楚楚；紧接着，两息之后，一模一样的电码又来了一次，略短，略“低”，像声音被湿雾拖了一下尾巴再弹回来。
“主信号+湿雾回弹。”沈槐在小本子上记：“多普勒漂移，频偏向低。”他把猫须往右挪了一根发丝，纸带抖了一下。阿杏笑了：“海在说话，可有人拿着话筒，在背后学它。”
他们把耳机摘下来，夜里旧塔的金属在潮里慢慢喘气，像一头睡着的兽。远处渔港的哨音挂在雾里不肯散。阿杏忽然想起白天那场哭，她声音放轻：“沈先生，人们信‘未来’是因为今天太难。你们写的那些字，得让人一看就懂。”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