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强压着火气，简要复述了跟黎雨的41分钟通话——她怎么说“全部整改”，怎么用谎言敷衍，怎么用“硬碰硬没好处”威胁，还有我看到的真实情况。
电话那头沉默片刻，传来翻纸张的声响。这沉默像海绵，吸走了我刚鼓起的勇气。
“要不……您再详细从头讲一遍？”他的语气满是试探，没有解决问题的笃定，“我今天上午一直在外面开会，没跟黎雨了解情况，不太清楚具体经过。”
我的心猛地一坠，从头凉到脚。我争执了41分钟的愤怒，拍下的证据，在他这里居然是“不清楚情况”？
我像被踢来踢去的皮球，在两个经理之间弹射。疲惫感像粘稠的潮水，没过脚踝，几乎淹没最初的愤怒，只剩“算了吧”的灰心。
“柳经理，”我的声音因克制而僵硬，甚至带了点哀求，“我和黎雨聊了41分钟，从六点半到七点十五，她最后还把您的电话发给我。您现在说不清楚情况？那物业到底谁能解决问题？”
他轻巧地把问题抛回来，像完成规避责任的流程：“您别生气，我不是这意思。主要是没听黎雨细说，想听听您的想法。您看，您需要我们怎么解决？合理的话都能商量。”
一来一回的拉扯，让我彻底失去电话沟通的耐心。沟通需要双方有诚意，显然只有我单方面在场。
我斩钉截铁，一字一句说：“我的诉求很简单：第一，立刻整改问题——清垃圾、开卷帘门、公示广告牌收入；第二，黎雨为她的态度和谎言，当面向我道歉。就这两个要求。”
“好，没问题！”他答应得异常爽快，甚至带了如释重负的轻快，“今晚六点半，园区大堂见，我安排黎雨过来，当面解决，您看可以吗？”
这突如其来的爽快，像可疑的安慰剂，暂时麻痹了我的疑虑，却让心底泛起不安——他这么快答应，是真的想解决，还是又想敷衍？
但事到如今，我也没别的选择，只能答应：“好，今晚六点半，大堂见。”
挂了电话，我给小李发消息，问他能不能一起去——多个人证，也多份底气。小李很快回复：“没问题，下班就过去，在大堂等你。”
晚上六点十分，我提前到了园区大堂。
夜晚的园区很安静，像暴风雨前的平和。路灯投下昏黄的光圈，树影在黑夜里摇曳，显得有些鬼祟。
大堂空旷挑高，光滑的大理石地面像黑色的湖，映出我和后来赶到的小李的身影。平时这个点还有一两个工作人员，今天却格外安静，连前台都空着。
我们的脚步声在大堂里回响，很快被空间吞没。我像等待检阅的士兵，紧张又期待；又像约定决斗却不知对手是否赴约的傻瓜，在寂静中消耗尊严和耐心。
小李在我旁边坐下，刷着业主群小声说：“张阿姨刚才还问进展，说要是物业欺负人，她就组织业主过来支援。”
我心里暖了暖，点了点头：“先看看情况，实在不行再麻烦大家。”
一分钟，十分钟，二十分钟，三十分钟……
时间像糖浆一样粘稠，每一秒都在拉伸、凝固，重重砸在我心上。我盯着手表的秒针，每“嗒”一声，都像在心上敲一下，提醒我正在被忽视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