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远嫁香港十年,我第一次带老公孩子回家过年。
妈妈把主卧让给我们住,却给弟媳新买的羊毛毯剪了垫狗窝。
深夜听见弟媳在阳台哭:“妈,我嫁进来五年,连条毯子都不配用吗?”
我妈冷笑:“你姐夫的表舅是教育局局长,你弟弟调岗的事还得靠人家。”
第二天,我看着老公亲手把调岗材料递给表舅,突然想起昨晚帮弟媳擦泪时,她指尖的冻疮和婚纱照上被抠掉的半张脸。
年初二晚上,九点刚过,妈就开始催着大家洗漱休息。她嗓门亮,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权威,在客厅里回荡:“不早了,明天阿薇他们还要去周局长家拜年,都早点睡!”
周局长,是我老公周明华的远房表舅,在市教育局工作,一个不大不小的官儿。这次回来过年,我弟李强工作调岗的事,是压在全家人心头最重要的一块石头,而这位周局长,就是唯一能搬动这块石头的人。
客厅里的热闹像退潮般散去。电视机关了,嗑剩的瓜子收进了糖盒。侄女蕊蕊已经被弟媳林晓哄着先去了小房间。我带着儿子轩轩走进主卧。
这间房,朝南,带着阳台,是家里最宽敞、最亮堂的一间。以前是爸妈住的。这次我们回来,妈坚持要换,说我们从香港回来,习惯了住得舒服点,不能委屈了孩子。推辞不过,也怕拂了妈的好意,我们只好住进来。大红的龙凤被面是新的,带着一股樟脑丸和阳光混合的气味。只是房间角落里还堆着些爸妈的旧物,用一块旧床单罩着,显得有些突兀。
轩轩在陌生的床上翻来覆去,好不容易才睡着。周明华靠在床头看手机,屏幕的光映着他略显疲惫的脸。坐了快一天的高铁,又从省城转车回来,大家都累了。
“睡吧?”我轻声说。
他点点头,放下手机,拉灭了台灯。
黑暗瞬间涌上来,包裹住一切。陌生的房间,熟悉又陌生的家的气味,还有心底那丝若有若无的忐忑,让我一时难以入睡。身旁的周明华呼吸渐渐平稳绵长。窗外的路灯透过没拉严实的窗帘缝隙,在天花板上投下一道狭长的、昏黄的光带。
不知过了多久,迷迷糊糊间,一阵极轻微的、压抑的啜泣声,像细细的丝线,钻进耳朵。
我睁开眼,屏息细听。
声音是从阳台那边传来的。主卧的阳台,外面连接着客厅的公共大阳台。
我轻轻掀开被子,赤脚踩在地板上,冰凉从脚底瞬间窜上来。走到通往阳台的玻璃门前,那声音清晰了些。是个女人的声音,带着浓重的鼻音,每一个字都像是从湿透的海绵里艰难挤出来的。
“……妈,那条毯子,是我挑了好久……第一次用自己工资买那么贵的东西……不是说给我和蕊蕊用的吗?”
是林晓。我的弟媳。
然后是妈的声音,压得低低的,却像刀子一样,割裂了夜的宁静:“晓晓,你怎么这么不懂事!一条毯子而已,嚷嚷什么?阿薇他们难得回来一趟,香港那边什么都讲究,那条新毯子给轩轩垫着睡,不是正好物尽其用吗?毛毛(我爸妈养的那条京巴狗)的旧垫子都烂了,棉花都露出来了,剪一块新的给它用用怎么了?你至于吗?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