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忍不住笑了：“给猫起名叫陀思妥耶夫斯基？”
“它性格复杂，配得上这个名字。”
她熟练地泡了两杯茶，递给我一杯，“我爸妈常年在国外做科研，家里就我和陀陀。”
我点点头，没有问更多问题。
现在我明白她身上的孤独感从何而来了。
我们很快投入工作。
林琥珀对文学作品有着惊人的洞察力，尤其是对女性作家的处境分析一针见血。
“伍尔夫说每个女人都需要一间自己的房间，但没人告诉你，那间房的门槛有多高。”她一边在电脑上打字一边说。
“你觉得我们将来能有自己的房间吗？”我问。
她停下手中的动作，认真地看着我：“我们必须有。否则这一切有什么意义？”
她指了指周围的书，“所有这些，不都是为了构建自己的空间吗？”
那一刻，我感到内心深处某种东西被唤醒了。
三年来，我第一次遇到一个理解这种渴望的人。
工作结束后，天色已暗。
林琥珀送我到门口，突然说：“你知道为什么那天在操场，我一直看着你吗？”
我摇摇头。
“因为你看上去和我一样——像这个世界的一个错误，却固执地不肯纠正自己。”
我怔住了，不知该如何回应。
“这周日下午三点，我会在操场东边那堵墙下，”
她继续说，“如果你想来，我会在那里。如果不想，也没关系。”
那一刻，我清楚地意识到，这不仅仅是一个关于作业的邀请。
这是一个选择——是继续隐藏自己，还是承认我们本质上是同类。
我看着她的眼睛，那双过于清醒的眼睛，点了点头：“我会去的。”
回家的路上，我反复回想她的话——“像这个世界的一个错误，却固执地不肯纠正自己”。
也许我和林琥珀都不是疯子，只是不愿意接受这个世界为我们写好的剧本。
而周日下年三点，我将赴一个约会，与另一个“疯子”的约会。
（2）
周日那天，我终究没能去成。
妈妈毫无预兆地出现了，带着那种我熟悉又恐惧的、焦灼不安的神情。
她说单位让她受了大委屈，必须立刻带我“离开这个令人窒息的城市”，去邻市的一个温泉度假村“透透气”。
我试图争辩，说我有一个非常重要的……小组作业要讨论。
“小组作业？”妈妈的声音陡然拔高，带着受伤的质疑，“白鸥，你现在觉得什么都比妈妈重要了是吗？妈妈都快活不下去了，你还在想着你的作业？”
那种熟悉的、沉重的负罪感瞬间攫住了我。
我看着她通红的眼眶和微微颤抖的手指，所有准备好的理由都堵在了喉咙口。
我没办法向她解释林琥珀，解释那堵墙下的约定，解释我刚刚萌芽的、想要挣脱什么的冲动。
在她庞大的痛苦面前，我的任何个人意愿都显得渺小、自私、不值一提。
我给她发了条短信，简单到苍白：「家里有急事，今天去不了了，非常抱歉。」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