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如你所愿。”他冷笑，将他的那份重重地按在餐桌他那堆神圣不可侵犯的图纸旁边，墨水瓶跳了一下，险些翻倒。
紧接着，是几乎同步的、震耳欲聋的摔门声。我冲进了卧室，他则甩上了书房的门。那巨大的声响形成的共振，让墙壁都似乎颤抖了一下。挂在客厅正中央、那幅巨大的、用无数细小马赛克拼贴而成的婚纱照——那是我们当初精心设计的，象征着婚姻由无数微小而坚实的幸福片段构成——猛地摇晃了几下，然后“哐当”一声，砸在了地板上。
玻璃碎裂的声音，清脆又残酷，像某种仪式终结的钟声，敲打在心上，带来一阵尖锐的钝痛。
我猛地拉开卧室门，他也同时从书房探出身。我们的目光在空中短暂交火，带着未尽的怒火和一丝不易察觉的惊惶，然后同时落在了那幅破碎的结婚照上。
照片里，是五年前那个突如其来的暴雨天。两个被淋得透湿的落汤鸡，头顶着他的旧公文包，在倾盆大雨里笑得前仰后合，牙齿白得晃眼，眼睛里闪烁着某种近乎愚蠢的、纯粹的快乐。雨水顺着他们的发梢、脸颊流淌，背景是灰蒙蒙的天和匆忙避雨的人群，但他们仿佛拥有了全世界。
那时，丽丽，照片里的那个我，三十二岁的纪录片导演，眼里有光，相信爱与镜头可以记录一切美好。此刻站在卧室门口，穿着皱巴巴的居家服，头发油腻，眼眶深陷，像个被生活榨干灵感的困兽。我的工作性质决定了我成了“凌晨灵感型”动物，越是夜深人静，思绪越是活跃。而我的父亲，在我八岁那年，在一个下夜班回家的雨夜里，因为一段没有路灯的漆黑路段，遭遇了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，再也没能回来。
我对“回家有盏灯”有着近乎病态的执念。无论多晚，玄关、客厅走廊、甚至卫生间的角落，永远亮着三盏暖黄色的小夜灯，微弱，却固执地燃烧着，像童年时代，我趴在窗台上，等待着父亲夜班归来时，手里那一点摇曳的手电筒光芒。那是安全感，是“有人在等你”的证明，是我对抗世界巨大黑暗的微小堡垒。
陆琛，照片里的那个他，三十四岁的桥梁工程师。此刻站在书房门口，穿着同款灰蓝色的工装衬衫，扣子一丝不苟地扣到最上面一颗，仿佛这样才能维持他世界的秩序与稳定。他的世界是由数据、力学和严谨的施工图纸构成的，容不得半分差池。他的母亲，三年前确诊了阿尔兹海默症，病情发展得快得像一场山体滑坡，迅速吞噬了那个曾经温柔能干、会做一手好菜的女人的记忆。
他每天雷打不动，早上七点整，会给他母亲现在的护工打电话，询问母亲昨夜睡眠如何，早餐吃了多少，有没有认人。他的手机备忘录里，藏着278条“妈妈教我的事”，设置了密码，我从未窥探，只知道那是他珍藏的、正在逐渐崩塌的世界，是他对抗时间流逝的无声挣扎。
那三盏小夜灯，曾经是他理解的温柔，是他深夜归家时看到的暖意。但不知从何时起，变成了他失眠的元凶，提醒着他身边有一个无法安眠的灵魂。而他每天清晨那通低沉的、雷打不动的电话，也从最初的感动，变成了惊醒我好不容易才进入的浅眠的闹钟，像一根细针，刺破我赖以生存的、短暂的黑暗宁静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