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看着他们，胃里一阵翻江倒海，强烈的恶心感几乎要冲破喉咙。我知道这很残忍，这是在尚未结痂的、血淋淋的伤口上，撒上一把名为“金钱”的粗盐，还要冷酷地标出价格。但这就是我必须扮演的角色，是我为自己选择的、通往“拯救父亲”这条荆棘之路所必须佩戴的面具——一个只讲“利害”、只看“现实”的、冷酷无情的律师。
“李先生，阿姨，”我强迫自己维持着那种职业性的、近乎非人的平静，甚至刻意将语速放得更缓，让声音听起来更具“说服力”，更像是在进行一场理性的商业谈判，而非在讨论他们独子的性命，“这笔钱，虽然无法弥补默言离世带来的万一，但至少可以在很大程度上，保障您二老未来的生活，解决一些实际困难。
请相信，漫长的刑事诉讼，对双方都将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折磨，尤其是对您二老而言。时间、精力，还有一次次在法庭上被迫回忆、被迫揭开伤疤的痛苦……接受这份赔偿，达成谅解，是让这一切尽快结束，让默言……得以安息的最直接、也最现实的方式。”
我将“安息”两个字咬得很轻，像是在小心翼翼地包裹一层虚伪的、一触即破的糖衣，试图用它来掩盖内里冰冷的算计。
李正毅死死地盯着我，那目光不再是单纯的愤怒，而是一种极致的、想要穿透我的皮囊、看清里面到底装着怎样一颗冰冷心脏的审视。他脸上的肌肉在不自觉地抽搐着，每一下细微的抽动，都像是在他饱经风霜的脸上，刻下一道新的、写满了屈辱和无法言说的悲愤的纹路。
“安息？”
他终于开口，声音沙哑得像是用砂纸在摩擦生锈的铁皮，每一个字都带着血沫，“我儿子……他躺在那个冷冰冰的地方……你让我……用凶手的钱……去告慰他的在天之灵？！杨律师！你们这些读书人……你们这些懂法律的人……都是这样……这样算账的吗？！”
他的声音越来越高，最后几乎变成了嘶吼，那嘶吼里充满了对这不公命运的控诉，和对眼前这冰冷交易的彻底蔑视。
“李先生，法律，不讲情绪，只讲事实和后果。”
我避开他那如同锥子般、几乎要刺穿我灵魂的目光，将视线重新落回那份再次被摆上桌面的、洁白得刺眼的协议上，“事实是，悲剧已经发生，默言……已经无法回来。我们能做的，就是在法律允许的框架内，寻求一个对生者最有利的解决方案。
签署这份谅解协议，并不意味着你们原谅了什么，遗忘什么，它只是一个……一个基于残酷现实，做出的、让你们未来生活能有所保障的……无奈选择。”
我几乎是在机械地复述着法学院里教授的、那些被奉为圭臬的“谈判技巧”和“利益最大化”原则，将这些冰冷的话术像武器一样，毫不留情地对准了两个刚刚失去唯一儿子、灵魂已被掏空的老人。每一句话从口中说出，都像有一根烧红的细针，在我良心最柔软的地方狠狠地扎一下，留下一个焦灼而疼痛的印记。
李默言的妈妈突然发出了一声被极力压抑后，最终还是从喉咙深处挤出来的、破碎而呜咽的悲鸣。那声音不大，却充满了令人心碎的绝望。她转过头，泪眼模糊地看着李正毅，眼神里充满了无助、茫然和一种被逼到绝境的恐慌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