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69年的重庆，暑气还未完全消散，张涛一家却感受到刺骨的寒意。
一夜之间，父亲张建国的名字出现在厂区大字报上——“历史反革命分子”、“潜伏的特务”。罪名荒唐得可笑：只因他保留了一张1947年在上海与外国工程师的合影。
“收拾东西，马上走。”两个戴红袖标的人闯进家门，语气冰冷，“组织决定调你们去渡口（攀枝花）支援三线建设。”
母亲雷素珍颤抖着问：“能不能让孩子读完这学期...”
“不行！今晚就必须走！”对方毫不通融。
张涛慌忙把几本课本和那本最新期《科幻世界》塞进书包，还有一张他和秦渝在黄桷树下的合影——那是去年秋天校运会时拍的，照片上的两人笑得没心没肺。
临走前，他偷偷跑到秦渝家楼下，在那棵熟悉的黄桷树上刻下一行小字：“等我回来。——涛”
他没想到，这一别就是十年。
开往渡口的火车闷热拥挤，弥漫着汗味和烟草味。五天后，当列车停靠在一个荒凉小站时，张涛被窗外的景象惊呆了——满目红土荒山，几乎看不到绿色。
他们的新家在金沙江边的一排干打垒土坯房里，夏天像蒸笼，冬天像冰窖。父亲被分到最危险的井下采矿作业，母亲在食堂帮工，16岁的张涛则成了选矿厂的一名学徒工。
最初的几个月，张涛还抱着希望，给秦渝写了十几封信，却石沉大海。后来他才从邻居口中得知，他们的信都要经过“组织检查”，有些信“不方便”寄出去。
渡口的生活艰苦异常。饮用水要从几里外挑回来，粮食定量供应，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。最难受的是气候，干燥炎热的风常年刮着，带起漫天红土。
一天，张涛在选矿车间晕倒了。医生诊断是营养不良加过度劳累，建议休息几天。但车间主任冷冷地说：“大家都在为三线建设做贡献，就你娇气？”
张涛咬着牙回到岗位。那天晚上，他躲在被窝里，借着手电筒的光看那本《科幻世界》，扉页上秦渝写的“愿你如星海，永璀璨”已经模糊不清。
1971年，运动达到高潮。张建国因为“态度不端正”被停职审查，张家门口被贴上了“反革命家庭”的标语。
最让张涛心寒的是邻居老李的变化。老李曾经是父亲厂里的徒弟，受过张家不少关照，现在却带头批斗张建国，甚至揭发一些莫须有的“罪证”。
一天，老李的儿子小军——张涛曾经教他数学题的孩子——朝张家门口吐口水：“反革命狗崽子！”
张涛冲出去想理论，被母亲死死拉住：“忍忍吧，涛儿，人在屋檐下啊。”
晚上，张涛听见母亲压抑的哭声。他走到门外，望着满天星斗，想起重庆的夜空，想起和秦渝一起看星星的夜晚，泪水无声滑落。
有一年，妹妹小玲在学校被同学推下土坡，腿骨折了。学校却说她是“自己不小心摔的”。张涛背着妹妹走了十里山路去卫生院，一路上妹妹的哭声像刀子扎在他心上。
“哥，我们为什么来这里？我们什么时候回家？”小玲哭着问。
张涛无法回答。家？他们还有家吗？
更残酷的考验接踵而至。1973年，厂里文艺宣传队的女队员刘爱华对张涛表示好感。孤独已久的张涛仿佛抓住了救命稻草，甚至想过就这样在渡口安家落户。
直到有一天，他无意中听到刘爱华和朋友的谈话：
“要不是主任让我‘帮助改造’他，谁看得上那个黑五类！”
“怎么样？套出什么了吗？”
“嘴硬得很，不过放心，迟早让他交代...”
张涛如遭雷击，转身狂奔，一直跑到金沙江边，对着滔滔江水嘶吼。原来所谓的温情，不过是又一个陷阱。
从那以后，他更加沉默寡言，把全部精力都用在自学上。他相信知识总有一天会有用，相信这个世界不会永远这样。
1976年，漫长的冬天终于过去。张建国得到平反，张家终于摘掉了“反革命”的帽子。
返城前夕，张涛独自爬上附近最高的山头，遥望重庆方向。十年了，他从一个懵懂少年长成坚毅青年，手掌磨出老茧，心上结满伤疤。
下山时，他看见一棵顽强生长在岩石缝中的小树，叶片金黄——竟是一棵黄桷树。在干燥的渡口，它显然水土不服，却依然努力活着。
张涛轻轻抚摸那瘦弱的树干，仿佛触摸到了自己的十年。
回到重庆的那天，张涛第一时间跑到秦渝家楼下。那棵黄桷树已经长得更高更粗，他当年刻的字变得模糊难辨。
邻居告诉他，秦家早就搬走了，听说秦渝去了外地读书。
站在熟悉的街道上，张涛突然感到前所未有的迷茫。物理上的距离可以跨越，但十年的隔阂呢？那些被践踏的尊严、被辜负的信任、被扭曲的人性，真的能够恢复如初吗？
他从包里拿出那本边角破损的《科幻世界》，扉页上秦渝的字迹已经泛黄，但依然清晰：
“愿你如星海，永璀璨。”
张涛抬头望着重庆灰蒙蒙的天空，轻声说：“我回来了。可是，我还能够璀璨吗？”
风吹过黄桷树，树叶沙沙作响，仿佛在回应他的问题，又仿佛在诉说着那些年被辜负的青春与爱情。
十年渡口岁月，如同一场漫长而痛苦的梦。梦醒了，但梦里受的伤，却永远留在了心上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