小学毕业典礼在村祠堂举行。阳光从破瓦的缝隙漏下来，在地上投出一个个晃动的光斑。二十几个孩子站成两排，衣服大多是补丁叠补丁，但脸上都洗得干干净净。寒新生站在最前面，胸前用别针别着一朵褪色的纸红花。
赵老师把毕业证书递到他手里时，手有些抖：“寒新生，全乡第三名。到了镇上，给咱们村争气。”
薄薄的一张纸，印着红章。寒新生接过来，觉得重如千钧。这是他用一千多里山路，用煤油灯熏黑的鼻孔，用无数个就着凉水啃冷馒头的清晨换来的。
祠堂外，郭桃花和寒有福挤在人群里。郭桃花踮着脚，寒有福沉默地抽着旱烟。他们听不懂老师那些“前程似锦”的话，但他们看得懂儿子眼里的光。那光让他们既骄傲，又害怕。
骄傲很快被现实浇透。
镇上初中的录取通知书送到了家里，随之而来的是一张学费清单：学杂费四十二元，书本费二十元。学校没有住宿条件，还得租住民房，还要六十元元。加起来一百二十多元。
一百多元。
寒有福蹲在门槛上，把那张纸翻来覆去地看，好像多看几遍数字就能变小。郭桃花在屋里翻箱倒柜，最后捧出一个手帕包，层层打开，里面是皱巴巴的毛票和硬币。她数了三遍，二十三块八毛五。
那是全家所有的现金。卖鸡蛋攒的，挖药材换的，一分一分抠出来的。
“不够。”寒有福的声音像从地缝里挤出来。
“我去借。”郭桃花说。
“跟谁借？去年的债还没还清。”
夫妻俩沉默了。那年年寒新生摔下悬崖欠的债，像一座山压在背上。村里能借的人家都借过了，见了他们都绕着走。
寒新生站在门外，听着。六月的太阳像烧红的烙铁，晒得黄土发烫。他低头看着自己磨破的鞋尖，忽然说：“我去借。”
他先去了最近的堂伯家。堂伯正在院里编筐，看见他，手里的竹篾停了停。
“伯，我要上初中了，还差学费……”
堂伯没等他说完：“新生啊，不是伯不帮你。你看，你两个堂哥堂姐也要钱，家里实在腾挪不开。”
他退出来，走到村口的大槐树下，站了一会儿。汗水从额头流进眼睛，刺得生疼。他抹了一把脸，往二舅家走。
二舅妈在喂猪，嗓门很大：“哎哟新生，不是舅妈说你，你家那情况，上个小学认几个字还不够？你看我家你表弟，早就不上了，在家放羊多实在！”
三姨家，四叔家，五爷爷家……他一家一家地走，一家一家地说。话越来越短，头越来越低。拒绝的理由五花八门，但核心都一样：没有。
从最后一家亲戚院子里出来时，已是傍晚。夕阳把山影拉得很长，像巨大的怪物要吞噬一切。他走到村外的河边，蹲下来，用手捧水洗脸。水是温的，混着脸上的汗和别的东西，流到嘴里，咸得发苦。
他不知道那是汗水还是泪水，或者根本分不清。只是任由它们流，放肆地流。四周没人，只有哗哗的水声。他对着河水里那个模糊的、红肿眼睛的影子，第一次感到一种冰冷的绝望。
难道真的走不出去了吗？
难道这一千多里山路，那些被煤油灯熏红的夜晚，那些就着月光偷看电视的渴望，都要被这一百多块钱挡住吗？
“新生？”
他猛地回头，是远房表姑父，一个在镇上做过几天工，算是见过点世面的人。表姑父扛着锄头，显然是刚下地回来。
“咋在这儿哭？”
寒新生慌忙用袖子擦脸：“没……没哭。风迷眼了。”
表姑父看着他通红的眼睛，又看了看他手里攥得紧紧的录取通知书，明白了。他叹了口气，把锄头放下，蹲在寒新生旁边。
“差多少？”
“五十……五十多块。”寒新生说了个保守的数字。
表姑父沉默了很长时间，长到寒新生以为他又要听到拒绝的话。但表姑父站起来，拍了拍裤子上的土：“明天早上，来我家拿。”
寒新生愣住了，以为自己听错了。
“五十块，我借你。”表姑父看着他，眼神复杂，“但新生，你得记住，这钱不是白借的。你得读出个样来。你得让这五十块，变成五百块，五千块。你得让你爹妈，把头抬起来。”
寒新生的眼泪又一次涌出来，但这次他没擦。他朝着表姑父，深深地、深深地鞠了一躬。
九月，开学了。
镇上离山上的家有三十多里路，翻两座山。学校没有宿舍，远路的学生都在附近村里租民房。寒新生租的是最便宜的一间：村头废弃的磨房角落，用木板隔出不到五平米的空间，没有窗，只有一扇漏风的破门。月租两块。
寒有福用扁担挑着他的行李：一口旧木箱，里面是几件衣服和课本；一床薄被；一口小铁锅，一个搪瓷碗，一袋玉米面，一小罐咸菜。这就是寒新生全部的家当。
“自己当心。”寒有福只说了这一句，放下东西就走了。他得赶在天黑前回家，明天还要下地。
寒新生站在那间小黑屋里，听着父亲远去的脚步声，第一次真正感到了“离家”的重量。
生活露出了它最具体、最粗粝的面目。每天早上，他要早早起来，用捡来的碎柴生火，煮玉米糊糊。中午放学跑回来，热点早上的剩饭。晚上，在煤油灯下写作业，姑姑家是有电的，但他不敢用。同时听着隔壁磨盘那边老鼠窸窸窣窣的声音。
每周六下午，步行三十多里回家。周日下午，再背着下一周的口粮返回镇上。
背的东西各式各样：一小袋玉米面或荞麦面，捆成小捆的柴禾，十几个土豆或萝卜，偶尔会有郭桃花塞进来的几个煮鸡蛋——那通常是家里母鸡好不容易下的，本该拿去换盐的。
山路漫长而孤单。三十多里，要走四五个小时。刚开始，他背得少，还能走得快。后来，要背的多了，绳子勒进单薄的肩膀里，走一段就要歇一歇。秋天的山风已经很凉了，汗水却湿透了衣服，粘在身上，风一吹，冷得打颤。
有一次，他背了半袋面，还有一捆柴，实在太重了。走到半路一个陡坡，他脚下一滑，连人带东西滚了下去。面袋破了，玉米面粉扬出来，混着泥土。他坐在路边，看着那洒了一地的面粉——那是母亲从牙缝里省出来的——眼泪毫无预兆地涌了出来。
没有声音，只是默默地流。流进嘴里，还是咸的。流到下巴，滴在沾满面粉的裤子上。
哭完了，他爬起来，把破面袋里的剩面小心地拢到一起，把柴禾重新捆好。肩膀火辣辣地疼，但他重新背上，继续走。
泪水没有软化他，反而像淬火的冷水，让他心里某种东西变得更硬、更清晰。
他要读书。
他要走出去。
他要让父母以后再也不用为五十块钱低头，让洒在地上的面粉，变成碗里实实在在的饭。
镇上的初中，是另一个世界。同学们大多来自镇上或附近条件较好的村子，他们穿着没有补丁的衣服，中午去食堂打饭，讨论着寒新生听不懂的电视节目和流行歌曲。他是异类——沉默、瘦小、衣服破旧、身上总有股柴火和玉米面的味道。
但他成绩很快冒了尖。尤其是数学和语文，几乎每次都是第一。老师开始注意到这个总是坐在角落、眼神却像饿狼一样盯着黑板的学生。
“寒新生，你晚上在哪里学习？”班主任问他。
“租的房子里。”
“有电灯吗？”
“……有煤油灯。”
班主任没再问，只是从办公室拿了一包蜡烛给他：“这个烟少点，保护好眼睛。”
寒新生接过蜡烛，又一次深深鞠躬。他发现自己总是在鞠躬，对借给他钱的表姑父，对给他蜡烛的老师。他欠下的，不光是钱，还有这些无法偿还的善意。他只能把它们都变成力气，变成写在作业本上和试卷上的一个个工整的字。
周末回家的路，依然是沉重的。但渐渐地，他不再哭了。他学会了在路上背书，背英语单词，背古诗文。肩膀上的重量是真实的，但心里的目标更清晰。他计算着：初中三年，高中三年，大学四年……还有十年。十年后，他会是什么样子？
他不知道。
他只知道，此刻，他必须走完眼前这三十多里山路。一步，一步。踏过尘土，踏过碎石，踏过自己的影子和咸涩的汗水。
山路的那一头，是家，是父母紧锁的眉头和过早花白的头发。
山路的这一头，是那间没有窗户的磨房，是煤油灯或蜡烛下摊开的书本，是一个模糊但无比强烈的念头：
走出去。
一定要走出去。
生活没有给他草稿，他就在这崎岖的山路上，用脚步写下最初的、歪歪扭扭、却无比坚定的第一行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