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二章
5.
李建国愣住了，他不敢相信这是真的。
他冲过去看儿子手里的信，可那军区来的公函上，不仅写得清清楚楚，那鲜红的印章也做不得假。
“林秀兰！你竟然......竟然把事情捅到军区去了？！”
李杨捏着那几张纸的手在发抖，他看看信，又看看我，最后也冲我喊：
“妈！你这是要把爸逼死吗？有什么事不能在家里说，非要闹到这份上？”
我已经收拾好了行李，转过头平静地看向他们，
“李建国，这话该我问你。”
这几天，我往军区打了好几个电话给王政委的爱人。
当年在军区大院，我跟她关系最好。
王嫂子昨天给我回了电话。
原来李建国还在村里当民兵连长的时候，就跟赵淑华有来往了。
那些年他在部队，津贴也都是一式两份，一份给我，一份给赵淑华。
而工农兵大学的名额是因为，当时她已经怀了李建国的孩子。
我的话一出，李建国的脸彻底失去了血色，
他踉跄了一步，伸手扶住了旁边的椅子背。
李杨则完全呆住了，他嘴唇哆嗦着：
“不......不可能......妈你瞎说什么......”
“我是不是瞎说，你问你爸。”
我看着李建国，
“当年赵淑华为什么匆匆回城？真的是身体不好？她回去不到半年就‘结婚’了，嫁了个据说身体有毛病、不能同房的男人。”
“不到七个月就‘早产’生了个儿子。你以为，这些事情都能瞒的过谁？”
李建国死死地瞪着我，眼睛里充满了血丝。
他想反驳，想否认，可那些话卡在喉咙里，一个字也吐不出来。
他的反应，比任何辩解都有说服力。
李杨终于转向他父亲，声音发颤：
“爸......妈说的是真的吗？你......你在外面还有个儿子？”
“不是......我......”
李建国语无伦次，他伸手想拉儿子，却被李杨躲开了。
这个动作似乎刺激到了李建国，他突然暴怒起来，指着我的鼻子骂：
“林秀兰！你就这么恨我？非要编这些瞎话来毁了我？毁了咱们这个家？你是不是疯了！”
看着他气急败坏倒打一耙的样子，我只觉得讽刺。
“李建国，我要是真疯了，也是被你们逼疯的。”
我弯腰提起行李包袱，挎在肩上。
包袱不重，几件换洗衣服，一点私人物品。
可我觉得肩上沉甸甸的，那是三十年的光阴，三十年的欺骗，三十年的付出和辜负。
“是真是假，法庭上自然见分晓。”
我最后看了他们一眼，这对曾经是我整个世界的父子，如今陌生得让我心寒，
“军区已经立案调查了，证据都在。李建国，你以为你藏得很好？赵淑华那边，早就有人去问话了。”
说完，我不再理会他们有什么反应，转身走出了这个我住了三十年的家。
6.
这些天，我也早就找好了房子。
我不想回那个家，一天都不想。
房子是私房，房东是个老太太，姓陈，一个人住着个小小的院落。
她愿意把西厢房的一间租给我，一个月八块钱。
屋子不大，十平米左右，朝南，有扇小窗户。
屋里空空荡荡，只有一张木板床，一张旧桌子。
墙上糊的报纸已经泛黄，角落里还有蜘蛛网。
可我看着这间屋子，心里却涌起一股奇异的踏实感。
这是我的地方，完完全全属于我一个人的地方。
我用剩下的钱置办了些必需品：
一个暖水瓶，一个搪瓷盆，两条毛巾，一床被褥。
又去废品站淘了个缺了条腿的凳子，找块砖头垫上，也能坐。
安顿下来后，我照旧出去找活干。
街道糊火柴盒的活我还接着，又找了个给被服厂缝被子的临时工，按件计酬。
活计和以前差不多，甚至更轻松。
可奇怪的是，我挣的钱，竟然够花了。
不仅够花，还有富余。
第一个月结束，我捏着剩下的五块多钱，坐在那张吱呀作响的木板床上，发了很久的呆。
五块钱。
放在以前，这还不够李建国两包好烟，不够李杨和同学下一次馆子，不够家里一个星期的肉菜钱。
可这五块钱，是我自己的。
是我辛苦挣来，可以完全由自己支配的钱。
我想起那些年，每月三十块要精打细算到每一分钱的日子。
儿子的学费，婆婆的药费，家里的伙食费，人情往来的份子钱......
三十块钱像一块干瘪的海绵，怎么挤都挤不出多余的水分。
我常常在深夜里扒拉着算盘，为了一分两分的缺口发愁。
那时候我以为，是城里开销大，是家里负担重，是我自己没本事挣更多的钱。
现在我才明白，不是我挣得少，是那个家像个无底洞，吞噬了我所有的付出，还觉得不够。
第二个月，我手里有了十块钱的结余。
我捏着那张十元的钞票，在百货大楼门口站了很久。
最后我径直走到卖护肤品的柜台，指着一盒雪花膏：
“同志，麻烦拿那个。”
我递过去钱，接过那盒雪花膏。
铁盒凉凉的，握在手心里，有种不真实的触感。
很多年前，我还是姑娘的时候，也喜欢这些东西。
村里供销社偶尔会有货，我攒了半年的鸡蛋钱，买过一盒。
可结婚后，就再也没想过这些了。
李建国说过：
“都是资本家小姐的做派，咱们劳动人民不讲究这个。”
现在，我握着自己的钱，买下了这盒“资本家小姐的做派”。
我对着桌上那块缺了角的镜子，把雪花膏抹在脸上。
镜子里的女人已经不再年轻，眼角、嘴角都是深深的皱纹，皮肤粗糙暗黄。
可抹了雪花膏的脸，似乎有了一点微弱的光泽。
我突然笑了。
笑着笑着，眼泪就流了下来。
原来取悦自己，是这样简单，又这样难的事。
7.
手里有了余钱，我开始尝试一些以前从未做过的事。
一个周日的下午，我去了中山公园。
我坐了整整一下午，什么也没做，就是看着。
看天，看水，看树，看人。
阳光晒在背上，暖洋洋的。
风里有泥土和青草的味道。
直到夕阳西斜，我才起身离开。
走出公园时，守门的大爷看了我一眼，笑着说：
“玩得还好？”
我一愣，随即点点头：
“还好。”
原来这样什么都不做，只是“玩”，也是可以的。
又过了一个月，我走进了电影院。
电影院门口贴着海报，放的是《庐山恋》。
电影讲的是爱情故事，男女主角在庐山相遇相知。
故事很简单，画面却很美。
当女主角在山顶上大声喊出“我爱你”时，整个影院里响起一阵轻轻的抽气声，随即是低低的笑。
我坐在角落里，看着银幕上光影流动，忽然想起很多年前，村里放露天电影的情景。
那时候我还年轻，和李建国刚订婚。
我们坐在草垛后面，屏幕上是黑白的故事片，讲革命讲斗争。
他的手悄悄碰了碰我的手，我赶紧缩回来，心跳得厉害。
那时候我以为，那就是爱情的全部了。
电影散场，灯光亮起。
我慢慢走回住的地方，脚步轻快。
路灯把我的影子拉得很长，又缩短，再拉长。
我第一次发现，这座我住了三十年的城市，原来有这么多我从未见过的模样。
回到小院时，陈老太正坐在院子里择菜。
看见我回来，她抬了抬眼：
“看电影去了？”
“嗯。”
我应了一声，在她旁边的小凳子上坐下，帮她一起择菜。
陈老太话很少，大多数时候都是沉默。
可时间久了，我也慢慢知道了一些她的事。
她丈夫以前是中学老师，运动中被批斗，儿女怕受牵连，都跟他划清了界限。
后来她丈夫不堪受辱，自己结束了生命，只留下这个小院子和她一个人。
“他们现在想回来了。”
有一次，陈老太突然说，手里剥着豆角，语气平淡得像在说别人的事，
“说我一个人住这么大院子浪费，要接我去他们那儿住。”
我没接话，等着她说下去。
陈老太把豆角扔进盆里，发出清脆的响声，
“我不去。”
“最难的时候都过去了，现在想起来还有我这个妈了？晚了。”
我点点头，继续剥手里的豆子。
我们都不再说话，院子里只有豆子落进盆里的声音，和远处隐约传来的市井声响。
两个被生活亏待过的女人，就这样静静地坐着，分享一段黄昏的时光。
不需要多说什么，都明白彼此心里的那道坎，那道疤。
8.
日子一天天过去，开庭的日子不知不觉就到了。
法院门口，我看见了李建国和李杨。
他们比我到得还早，站在台阶下，父子俩都穿着整洁的中山装，可脸色却难看得很。
李建国看见我，眼神复杂，张了张嘴想说什么，最终还是别开了脸。
李杨则一直低着头，不敢看我。
我没有停留，径直走了进去。
庭审的过程比我想象的简单。
军区的调查材料很齐全，证据确凿。
李建国试图辩解，说那些钱是“资助困难同志”，说赵淑华身体不好需要照顾，说他一直把林秀兰当成最亲的人......
可当法官出示赵淑华的证词，以及她那个“早产”儿子的出生证明时，李建国的辩解显得苍白无力。
赵淑华承认了。
她承认和李建国早有私情，承认当年怀孕，承认李建国这些年一直在经济上支持她和儿子。
她说她也是没办法，一个单身女人带着孩子，在那个年代活不下去。
“她活不下去？”
我在法庭上第一次开口，
“那我呢？我母亲呢？”
我转向法官，一字一句地说：
“法官同志，我母亲为了给我儿子凑医药费，上山采药摔死了。”
“那时候，李建国手里有钱，却一分都不肯拿出来。”
“他宁愿把钱给外面的女人和私生子，也不肯救自己的亲儿子。”
李杨猛地抬起头，显然，这件事的细节，他并不知道。
李建国脸色煞白，他想说什么，却被法官制止了。
庭审持续了大半天。
最后，法官当庭宣判：
准予离婚；
李建国需返还婚姻存续期间转移的共同财产，并赔偿我的经济损失；
鉴于其行为严重违背军人道德，军区将另行处理其退役待遇问题。
我赢了。
赢得干脆利落。
走出法庭时，阳光正好。
我站在台阶上，深深吸了一口气。
空气里有梧桐树的味道，有远处街市的味道，有我自己的、自由的味道。
李建国和李杨追了出来。不过短短半天，李建国好像老了好几岁，背都有些佝偻了。
李杨跟在他身后，眼神躲闪，不敢直视我。
李建国声音嘶哑，
“秀兰，我......我知道错了。我们......我们能不能再谈谈？三十年夫妻，你就真的这么狠心？”
李杨也小声说：
“妈，爸他知道错了。您......您就原谅他这一次吧。咱们还是一家人......”
我看着他们，看着这对曾经让我付出一切的父子，
心里一片平静，连最后一点涟漪都没有了。
我说，
“李建国，从你开始骗我的那一天起，我们就不再是一家人了。”
我转身要走，李杨突然冲上前拉住我的袖子：
“妈！您就真的不要我了吗？我是您儿子啊！”
我停下脚步，回头看他。
这个我怀胎十月生下的儿子，这个我母亲用命换来的孩子，如今已经是个成年男人了。可
他的眼睛里，还是那种我熟悉的、理直气壮的要求。
要求我原谅，要求我让步，要求我继续做那个默默付出的母亲。
我轻轻抽回袖子，说：
“李杨，我对你，应尽的义务都做到了。你长大了，成家了，以后的路，自己走吧。”
说完，我不再理会他们父子在身后的呼喊，一步步走下台阶，汇入了街上的人流。
回到租住的小屋，陈老太正在院子里晒被子。
看见我回来，她停下动作，看了我一眼：
“了了？”
我点点头。
“了了。”
她没再说什么，继续拍打着被子。
阳光很好，被子扬起细小的灰尘，在光线里飞舞。
9.
日子恢复了平静。
李杨开始频繁地联系我。
起初是写信，信里写他知道错了，写他后悔了，写希望我能原谅他。
我没有回信。
后来他找到我工作的地方，在街口等我。
我下班出来，看见他站在那里，手里拎着一网兜苹果。
看见我，他快步走过来，脸上挤出笑容：
“妈，我来看您。”
我停下脚步，看着他。
不过几个月不见，他看起来憔悴了不少，眼下一片青黑，衣服也不再像以前那样笔挺整洁。
“有事吗？”
我问。
他脸上的笑容僵了僵，把苹果往我手里塞：
“没......没什么事，就是来看看您。您一个人住，我不放心......”
我没接苹果，
“我很好。你回去吧。”
“妈！”
他急了，
“您就真的这么狠心？我知道爸对不起您，可我是您儿子啊！血浓于水，您难道真要跟我断绝关系？”
我看着他的眼睛，忽然明白了什么。
“李杨，你来找我，是因为你爸那边靠不住了吧？”
他的脸色变了变。
我继续说：
“你一直觉得，你爸只有你一个儿子，以后什么都是你的。现在知道他外面还有儿子，心里慌了，是不是？”
“不是的，妈，我真是担心您......”
他急着辩解，可眼神里的慌张出卖了他。
我摇摇头：
“你回去吧。我已经说过了，你长大了，该自己走了。”
我绕过他，继续往前走。
他在后面喊了几声，最终没有追上来。
后来我才从别人那里听说，李建国被剥夺了退役军人的待遇，厂里也给了他处分，主任的职务没了，工资降了好几级。
赵淑华那边也没落得好。
事情闹开后，她那个名义上的丈夫家觉得丢人，跟她离了婚。
她带着儿子，日子一下子艰难起来。
再后来，李建国因为生活作风问题和历史问题，被下放到最艰苦的农场改造。
赵淑华受了牵连，也一起去了。
据说农场条件很苦，活计重，吃不饱。
李建国过惯了养尊处优的日子，根本吃不了那种苦。
赵淑华也没受过什么罪，更是撑不住。
他们俩在那种环境下，互相埋怨，争吵不断。
赵淑华怪李建国没本事，连累了他；李建国怨赵淑华拖累他，毁了他的前程。
不到两年，李建国就病倒了。
农场缺医少药，病情拖成了重病，没能熬过去。
李建国死后不久，赵淑华也在一次事故中受了重伤。
没得到及时救治，也走了。
消息传来时，我正在夜校上课。
那是我离婚后报的班，学识字，学文化。
老师是个退休的老教师，教得很耐心。
我从最简单的字开始学，一天学几个，慢慢积少成多。
下课后，李杨在门口等我，告诉我这个消息。
他说得小心翼翼，一边说一边观察我的表情。
我安静地听完，点了点头：
“知道了。”
他似乎料想到了我的冷漠，又开口道：
“妈，我媳妇儿生了，是个儿子，你能去看看吗？毕竟你是孩子的奶奶。”
那时候我正在准备夜校的考试。
老师说我进步很快，建议我可以尝试报考初中结业考试。
我买了几本参考书，每天下班后都在灯下学习。
我摇摇头：
“不去了。”
我包了二十块钱的红包，托人带过去。
二十块，在那个年代不算少，是我大半个月的工资。
可我觉得，这是我作为母亲，能给李杨的最后一点情谊了。
10.
又过了几年，我从夜校毕业。
这些年除了课本上的知识，我还读鲁迅，读巴金，读冰心。
读那些我年轻时只听说过名字，却从未真正读过的文字。
老师讲《伤逝》，讲子君的悲剧。我坐在课堂上，忽然就明白了。
一个女人，如果把自己的全部价值都寄托在男人身上，寄托在家庭里，那她的命运，就永远掌握在别人手里。
我开始尝试写作。
最初是日记，记每天的生活，记心里的想法。
后来胆子大了，给报纸投了篇小短文，写我学文化的感受。
没想到真的发表了，还收到了八块钱稿费。
我用那八块钱买了支新钢笔。
黑色的笔身，银色的笔尖，握在手里沉甸甸的。
我用这支笔，继续写，写我的故事，写我认识的女人的故事。
改革开放了，时代变了。
街上有了个体户，有了私营企业。
我用这些年的积蓄，租了个小门面，开了家裁缝店。
我手艺好，年轻时给全家做衣服练出来的。
店不大，可生意不错。
街坊邻居都愿意来找我，说我做的衣服合身，针脚细。
七十岁生日那天，我给自己放了天假。
关店，一个人去了趟北京。
这是我第一次出远门。
在北京，我去了天安门，去了故宫，去了长城。
站在长城上，风很大，吹得头发乱飞。
我扶着墙垛，看远处起伏的山脉，看蜿蜒的城墙。
忽然就想起很多年前，在村里的时候，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去县城看看。
后来到了省城，以为那就是全世界了。
现在我才知道，世界这么大。
而我，还有时间去看。
从北京回来后，我继续经营我的裁缝店。
时代变化越来越快，街上开始流行新式样的衣服，
我的店也跟着转型，从做传统的中山装、列宁装，到做西装、连衣裙。
我买了很多时装杂志，研究新款式，学习新工艺。
八十岁那年，陈老太临终前把她的房子留给了我。
那时的她拉着我的手说：
“秀兰，你比我强。”
“我这一辈子，都在等......”
“等丈夫平反，等儿女回头，等别人给我一个说法。等到最后，什么都没等到。”
她浑浊的眼睛里再次闪现清澈的光，
“你没等。你给自己找了条路。”
我握住她的手，让她知道，我会带着她那一份努力的活下去。
日子继续往前。
我把裁缝店全权托付给店员。
自己则报名参加了老年大学的书画班。
从握笔开始学，学写毛笔字，学画国画。
老师夸我有天赋，说我的字里有筋骨。
我还学会了用电脑。
我在电脑上写文章，发到网上。
有人看，有人评论。
九十岁这年，有媒体找到我，说要做一个关于“独立女性”的专题，想采访我。我答应了。
采访就在我家。
小周记者问：
“林奶奶，您这一生，最骄傲的是什么？”
我想了想，说：
“最骄傲的，是五十岁那年，我学会了写自己的名字。”
小周愣了一下，显然没想到是这个答案。
我笑了笑，继续说：
“不是会写‘林秀兰’这三个字，是会写‘我’这个字。”
“从前，我的世界里只有‘他’。”
“他是丈夫，是儿子，是家庭。”
“我的价值，是通过他们来定义的。我是个‘好妻子’‘好母亲’，唯独不是我自己。”
“后来我明白了，‘我’这个字，要自己写。怎么写，写成什么样，都是自己的事。”
小周认真记着，又问：
“那您后悔过吗？后悔离开那个家，一个人走这条路？”
“后悔？”
我摇摇头，
“不后悔。如果重来一次，我还会那么选。唯一的遗憾，是明白得太晚，让我母亲没能看到我后来的样子。”
采访进行了两个多小时。
小周问了很多问题，关于婚姻，关于家庭，关于女性独立。
我一回答了，不回避过去的痛苦，也不夸大现在的幸福。
最后，小周关掉录音笔，认真地说：
“林奶奶，谢谢您。您的故事，会鼓励很多人的。”
我笑笑：
“能鼓励人最好。不过说到底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要走。我的路，只是其中一种。”
送走小周，我回到屋里。
夕阳透过窗户照进来，在地板上投下一片温暖的光。
我打开电视，正在播新闻。
世界每天都有新变化，新技术，新事物。
窗外，城市的灯火次第亮起。
这个我生活了一辈子的城市，变了又变，可有些东西，是不会变的。
比如一个女人的尊严。
比如一个人对自己人生的主权。
比如，晚来的，却终究到来的，自由。
我关掉电视，走进书房。
书桌上摊着宣纸和笔墨，我在学画兰花。
老师说，兰花难画，难在风骨。
我提起笔，蘸了墨，在纸上慢慢勾勒。一笔，又一笔。
夜还长，我还有时间，慢慢画。
完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