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98年，亚洲金融风暴的余波扫过沈阳铁西区，下岗潮让这座工业重镇弥漫着铁锈与煤灰的气息。站前广场，这座城市的“脸面”，白天是南来北往的旅客与琳琅满目的小商品，入夜后，则是各路势力盘踞的暗流漩涡。
28岁的刘响，刚从某野战部队侦察连退伍，带着一身伤疤和一枚三等功奖章回到故乡。等待他的不是工作安置，而是父母双双下岗、妹妹刘静为贴补家计在站前“练摊”（摆地摊）时，被“站前帮”的人抓走的消息。对方留下话：刘静偷了“金老板”的货，要么赔五万，要么把人“押”在“红浪漫歌舞厅”抵债。
刘响知道，妹妹不可能偷东西。他也知道，“金老板”金永利，是站前一带手眼通天的“大佬”，开歌舞厅、游戏厅、地下赌场，据说还做着“大买卖”。
他没有找任何人，也没报警。当夜，他穿上退伍时偷偷留下的军用匕首和武装带，用帆布包着一段在工地捡的螺纹钢，走进了霓虹闪烁、人声鼎沸的“红浪漫”。
他没有赎人，也没有硬闯。而是在地下赌场的“大小”桌上，用仅有的八百块退伍费，加上在部队练就的眼力和胆魄，连赢十七把。赢到赌场“灯头”（看场头目）脸色发青，赢到暗处的“金老板”亲自从监控室走出来。
金永利四十多岁，梳着油亮背头，穿着考究的西装，手里捏着一串佛珠，笑容和蔼得像隔壁邻居大叔。他打量着这个腰杆笔直、眼神像狼一样的年轻人，没有发火，反而递上一支“中华”烟。
“小兄弟，手气旺，胆子更大。哪个部队下来的？”
“老部队番号保密，退伍了，就是个老百姓。”刘响没接烟，盯着他，“我妹呢？”
“一场误会，人好好的，在后面喝茶。”金永利自己点上烟，眯着眼，“钱，你赢了多少拿多少，人，你带走。不过，我金某人爱才，你这样的，在站前摆地摊，屈了。跟我干，看场子，巡摊，保你比你部队挣得多。”
刘响拒绝了，带着昏迷的妹妹和赢来的三万块钱，离开了“红浪漫”。
他以为事情到此为止。
三天后，父亲所在的厂子最后一批“买断工龄”款发放日，父亲在银行门口被两个“酒蒙子”捅成重伤，钱被抢走。母亲哭晕在医院。妹妹醒来后精神恍惚，闭口不谈那晚的事。
又过两天，刘响摆摊卖旧军用品的小车，被“城管”扣了，说他“占道经营，物品可疑”。去要车时，在城管队后院，他看到扣他车的人，正点头哈腰地给一个穿着“红浪漫”保安制服的人点烟。
刘响站在初冬沈阳凛冽的寒风中，看着灰蒙蒙的天空下，站前广场上熙熙攘攘的人群，和远处“红浪漫”那永不熄灭的霓虹招牌。
他明白了。金老板的“邀请”是最后通牒。拒绝的代价，是他的家人，他的生活，他的一切。
这个退伍兵，侦察连的精英，曾在中蒙边境的风雪中潜伏三天三夜抓“舌头”的硬汉，第一次感到一种比枪口更冰冷、比刺刀更无孔不入的绝望。
但他没有倒下。
他卖掉那枚三等功奖章，换来一把更锋利的开山刀。他找到同样退伍、如今在火车站扛大包、蹬三轮的战友马奎、赵红旗。又通过父亲的老关系，联络上几个被买断工龄、一身怨气无处发泄的老钳工、老焊工。
他没有立刻去砍杀。而是像在部队侦察一样，开始默默观察、记录：站前帮有多少人，核心是谁，靠什么挣钱，和哪些部门“有关系”，他们的仓库在哪，运输线路是什么，保护伞是谁……
他选择的目标，不是金永利，而是“站前帮”赖以生存的、从南方往沈阳倒腾“走私烟”的运输线。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，在京哈铁路的一段偏僻货场，刘响带着七八个人，截下了“站前帮”三卡车“南洋双喜”。没伤人，只放话：“东西我拿了，想要，让金永利来谈。”
消息传回站前，一片哗然。没人想到，这个不起眼的退伍兵，敢用这种方式，直戳“金老板”的肺管子。
金永利这次没笑。他在“红浪漫”顶楼的办公室，摔碎了心爱的紫砂壶。他意识到，这个刘响，不是普通的愣头青。这是一匹孤狼，而且，是一匹懂得战术、有耐心的狼。
一场以站前广场为棋盘，以黑金、暴力、人脉为棋子，牵扯下岗职工、失意官员、亡命悍匪、以及这座城市深处盘根错节利益的暗战，就此拉开序幕。
刘响不知道，他截下的不仅是香烟，更是撕开了沈阳九十年代末地下经济的一道口子。他更不知道，在金永利背后，还有更大的阴影在注视着他这只“意外闯入的卒子”。
棋盘已布，血色渐浓。工业重镇的黄昏里，一个退伍兵，要用自己的方式，为家人，为自己，杀出一条生路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