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没有说话，只是看着窗外，将从家门口到警局的每一条路线、每一个路口，都清晰地刻在脑子里。
过目不忘，这是我从小就有的能力，此刻，它成了我唯一的武器。
到了警局，一股消毒水、泡面和灰尘混合的气味扑面而来。
值班大厅灯火通明，几个同样熬着夜的人神情麻木地坐在长椅上。
我被带进一间小小的询问室。
很快，门被推开，我终于见到了那位声称被我“挤怀孕”的“受害人”。
一个男人，看上去快三十了，面色蜡黄，眼窝深陷，头发油腻地贴在头皮上，眼神躲躲闪闪，透着一股长年不见光的猥琐和虚弱。
他叫高朗。
而他身边，是一个战斗力爆表的女人，五十多岁，烫着一头劣质的卷发，吊梢眼，薄嘴唇，浑身上下每一个细胞都叫嚣着“蛮横”与“精明”。
她是高朗的母亲。
高母一见到我，就像一只被点燃了引线的炮仗，猛地从椅子上弹起来，嘶吼着朝我扑过来。
“就是她！就是这个小贱人！把我儿子害成这样！你个杀千刀的，你还我儿子的清白！”
她的手指甲几乎要戳到我的眼睛，被李凯眼疾手快地一把拦住。
一击不成，高母立刻转换策略，双腿一软，就势坐在了冰凉的地砖上，开始第二轮表演。
她一边拍打着大腿，一边嚎啕大哭，那哭声干打雷不下雨，调子却抑扬顿挫，充满了故事性。
“天理何在啊！我儿子一个好好的大小伙子，就被她在地铁上挤了一下，就……就有了啊！这以后可怎么活啊！我们老高家三代单传，这要是传出去，他以后还怎么娶媳妇啊！”
整个警局大厅的人都被这边的动静吸引了过来，目光像探照灯一样聚焦在我身上。
我站在原地，没有动，也没有说话，像一个闯入了荒诞戏剧舞台的观众。
我的目光越过撒泼的高母，直直地落在那个始终低着头、扮演着“受害人”角色的高朗身上。
他不敢看我，眼神飘忽，手指紧张地绞着自己的衣角。
中年警察重重地咳嗽了一声：“安静！这里是警察局！”
高母的哭嚎声小了一点，但依旧在抽抽搭搭地控诉。
“警察同志，你们可要为我们做主啊！我们有证据！”
说着，她从一个旧得发亮的布包里，小心翼翼地拿出了一张折叠得整整齐齐的纸。
那是一张社区医院开具的诊断证明。
李凯接过去，展开，念了出来：“腹部挫伤及内分泌紊乱综合症……”
高母立刻抢过话头，声音尖利地解释：“看到了吗！这就是被挤出毛病，有了身孕的铁证！医生说了，我儿子的身体状况，跟怀孕的女人一模一样！”
我看着那张粗糙的证明，冷静地走上前，指着上面的名字。
“警察同志，这份证明有问题。上面的名字‘高朗’和身份证号码，有明显的涂改痕迹。墨水的颜色和新旧程度都跟下面的诊断内容不一样。”
李凯低头仔细一看，脸色微微变了。
高母的表情也僵硬了一瞬，但她立刻尖叫起来：“那是我写错了字，描了一下！这有什么问题？你们不要想包庇这个凶手！”
就在这时，一直沉默的高朗，突然“恰到好处”地捂住了嘴，脸色发青，猛地冲到墙角的垃圾桶旁，发出了一阵惊天动地的干呕声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