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一章
那年的冬天,格外的冷。
电话铃在夜里炸响,像一把冰锥,猝不及防地刺穿了我们家全部的平静。
爹接起电话,“嗯”了两声,脸色瞬间褪成灰白,握着听筒的手抖得厉害,最后“哐当”一声,听筒砸在桌子上。他愣在原地,身体僵着,眼神空洞。
我妈从屋里出来,连着问了好几声“怎么了”。
爹像是被抽走了魂,过了半晌,才从喉咙里挤出几个字:“老二……两口子……没了……车祸。”
家里的空气,一下子就被冻住了。
第二天,爹一言不发,出了趟门。回来时,身后跟着三个瑟瑟发抖的身影——我的堂哥和堂姐。大堂哥林栋,15岁,嘴唇抿得死死的,眼眶红肿。二堂哥林梁,9岁,怯生生地扯着大堂哥的衣角。堂姐林静,12岁,脸上还挂着没擦干的泪痕。
我们家,原本就有我们姐弟三个——18岁的大姐林霜,11岁的哥哥林铮,和7岁的我,林溪。这三个堂兄妹一进来,原本还算宽敞的房子,瞬间就被填满了,也挤走了家里最后一点热气。
真正的风暴,在第二天才降临。
“林建国!你是疯了还是傻了!”妈妈的哭喊声尖锐得能刺破耳膜,“养我们这三个,我们已经拼尽全力了!你现在一口气再接回来三个?六张嘴!还有两份房贷、两份车贷等着还,这日子你还想不想过了!”
爹就坐在那张旧沙发上,佝偻着背,脑袋几乎要埋进膝盖里。他一根接一根地抽烟,灰白色的烟雾把他整个人都笼罩起来。半晌,他才抬起头,嗓子哑得像是被砂纸磨过:“那是我亲弟弟的娃……我是他们的大伯……我不能不管。”
“你管!你拿什么管!拿我们娘几个的命去管吗?”随后就听见妈妈的行李箱轮子碾过地面,发出轰隆隆的巨响。
她最终还是走了,门“砰”地一声关上,隔绝了外面整个世界。我哥林铮像颗炮弹一样冲了出去,我跟到门口,只看见汽车尾灯猩红的光,融进冰冷的夜色里。
那天晚上,家里静得可怕。六个孩子,或站或坐,连呼吸都放轻了。爹把我们叫到客厅,他眼睛里的血丝像密密麻麻的蛛网,但他努力地、一点点地挺直了他的腰板,目光从我们脸上一一扫过。
“都别怕,”他的声音很沉,却有一种奇异的力量,砸在每个人的心上,“爹在。这个家,散不了。”
家庭的第一次“扩大会议”,就在弥漫着烟味和悲伤的客厅里召开了。
爹沙哑着分配任务:“小霜,你是大姐,以后家里弟妹的吃喝拉撒、学习生活,你多费心,你就是咱家的‘总后勤部长’。”
18岁的大姐林霜,用力地点了点头,她搂住了还在抽泣的堂姐林静。
接着,爹的目光落到15岁的大堂哥林栋身上。这个半大的少年,在失去父母的悲痛中变得异常沉默,像一块沉闷的石头。
“小栋,”爹的声音放缓了些,“以后放学,跟着大伯。我干活,你就在旁边看着,递个工具,学点东西。你是家里的大哥哥,得立起来。”
林栋抬起头,看了看爹,重重地“嗯”了一声。
钱,是最大的难题。爹雷厉风行,很快卖掉了叔叔那辆还不算旧的车,连同我们自己家的车也卖了。他开着新换回来的一辆破旧二手七座车回来,对我们说:“车是代步的,能坐下一家人就行。卖车的钱,先把紧追的车贷还上一部分,剩下的,顶一阵子。”
然后,爹开始把自己当成陀螺来抽。
他白天的正经工作不能丢。下了班,水都来不及喝一口,就钻进那辆七座车,化身网约车司机,直到深夜。周末,他又出现在货运市场,帮着人家搬货、卸货,用肩膀和脊梁,去扛起一箱箱、一袋袋沉甸甸的货物。
他肉眼可见地瘦了下去,眼窝深陷,但每天晚上回来,塞给大姐的生活费,一分都没少过。
有时候,深夜我能听到他房间传来压抑的、沉重的叹息声。但第二天天不亮,他依然会准时起床,把那个挺直的背影留给我们。
爹那辆破旧的七座车,像个移动的沙丁鱼罐头,载着我们家六个孩子,也载着他日益沉重的喘息声,在城市里来回穿梭。
他打三份工的后遗症很快显现——不是生病,而是另一种更深的焦虑。晚上回来,他常常累得话都不想说,但眉头却锁得更紧。六张要吃饭的嘴,两套压得人喘不过气的房贷,还有像永远也填不满的日常开销,像几座无形的大山,夜以继日地压在他的肩头。
转机,出现在他无数次奔波的路途中。
有一天吃晚饭,他难得地没有立刻瘫倒在椅子上,而是若有所思地说:“怪事,现在找个通下水道的,比找医生还难,开口就是一百块。老张家换个水龙头,材料费三十,人工费要八十……” 他扒拉了一口饭, “这钱,怎么就不能咱们自己赚呢?”
他是理工科出身,厂里的机器有点小毛病,他常能手到病除。而叔叔留下的那一整套做装修的工具,此刻正静静地躺在储藏室,蒙着尘,像一群等待召唤的士兵。
那个周末,他没有出去搬货。他把大堂哥林栋叫到身边,两人在储藏室里鼓捣了整整一个下午。出来时,爹手里拿着一张刚刚打印出来的、还带着点温度的宣传单。
宣传单设计得很简单,正中间是醒目的联系方式,上面一行大字:「兄弟连」家庭服务。下面罗列着服务项目:水电维修、管道疏通、灯具安装……
第一单生意,是隔壁小区一个大妈介绍的,下水道堵了。爹带着大堂哥,提着叔叔那套沉甸甸的工具箱就出了门。
那天晚上他们回来得很晚。爹一身污渍,浑身散发着难以形容的气味,但他眼睛里却有着这几个月来从未有过的光亮。大堂哥跟在他身后,虽然也脏兮兮的,但腰板却挺直了些。
“通了?”大姐迎上去问。
“通了!”爹的声音带着点不易察觉的兴奋,“没要多,就收了六十。人家直说便宜,还要给我们介绍邻居呢!”
他把那三张二十元的钞票平平整整地放在桌上,像展示什么战利品。给这条看似走投无路的死胡同,硬生生凿开了一道缝隙。
那第一单生意的细节,至今仍刻在大堂哥林栋的记忆里。那户人家的下水道堵得厉害,污水漫了一地,气味刺鼻。户主是个皱着眉头的中年男人,看着爹和他这个半大孩子,眼神里满是怀疑。
“你们行不行啊?别给我家管子捅破了。”
爹没多说话,只是“嗯”了一声,就蹲下身,打开工具箱。他让林栋举着昏暗的手电筒,自己则拿起一根长长的弹簧疏通器,一点点往管道里送。他的动作很慢,全神贯注,耳朵几乎贴在管道壁上,听着里面的声音。汗水顺着他的鬓角流下来,和管道里溅出的污渍混在一起。
林栋看着大伯专注的侧脸,那上面没有一丝对污秽的嫌弃,只有解决问题时的沉着。忽然,爹的手停住了,轻轻说了声:“找到了。”他调整了一下角度,手腕猛地一发力,只听管道深处传来“咕噜”一声闷响,蓄积的污水瞬间退了下去。
“通了。”爹站起身,对那男人说。
男人脸上的怀疑变成了惊讶,继而有些不好意思,递过来一百块钱。爹却没接,他从工具包里翻出抹布,一边擦着地上的水渍,一边说:“说好六十就六十。另外,您家这个洗手盆下面的角阀有点渗水,最好趁早换一个,不然时间长了木头柜子要糟。”
那天晚上,爹和大堂哥踩着月光回家。大堂哥提着沉重的工具箱,走在爹身后,看着爹那被汗水浸透后紧紧贴在脊背上的衬衫,忽然开口,声音有些哑:“大伯,以后……我都跟着您学。”
爹的脚步顿了一下,没有回头,只是沉沉地应了一声:“好。”
从此,爹的日程表上,又多了一项雷打不动的内容——“兄弟连”出勤。他依旧是老板,是首席工人,也是唯一的工人。大堂哥是他的固定学徒,负责递工具、打下手、清理现场。爹干活时话不多,但会耐心地跟大堂哥讲解原理,怎么判断堵点,怎么用力才不会损坏管道。
他的收费永远比别人低一截,手艺却扎实得挑不出毛病。谁家活儿干完了,他还会顺手帮人家检查一下别的电器线路,提醒一句“这个插座有点松,得注意”。口碑,就像春风里的蒲公英种子,在街坊邻舍间悄悄传开。找“兄弟连”的人,渐渐多了起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