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二章
盛夏来临，蝉鸣聒噪。高考和中考的成绩相继出炉，家里的气氛却并没有因此而轻松。
一天晚上，爹把大姐和大堂哥叫到跟前，表情是前所未有的郑重。他手里捏着一个薄薄的信封，里面是我们家所剩无几的积蓄。
“小霜，小栋，”他的目光在他们脸上停留，“你们都是好孩子，成绩也都不错。到了选路的时候了。别担心钱，”他把信封放在桌上，声音沉缓而有力，“你们的路，爸爸（大伯）就是砸锅卖铁，也一定供你们走下去。”
房间里安静极了，只有窗外的蝉在拼命地叫着。
大姐林霜低着头，手指紧紧绞着衣角。我们都知道，她的梦想是远方那所著名的外国语大学，她曾不止一次地跟我们描述过南方城市的温暖与湿润。但她抬起头时，脸上却是一个轻松的笑容。
“爸，我想好了，我就报本地的师范大学。”她的声音很平静，仿佛在说一件理所当然的事，“师范免学费，还有补贴。我离家近，周末都能回来，还能帮您看着他们几个，您也能轻松点。”
爹张了张嘴，想说什么，最终却什么也没说出来。他只是深深地看着大姐，眼眶迅速泛红，然后重重地点了点头。
所有人的目光又看向大堂哥林栋。这个曾经沉默的少年，在跟着爹风里来雨里去的这些日子里，皮肤黝黑了，手臂也粗壮了。他抬起头，定定地看着爹。
“大伯，”他说，“我不上高中了。我的成绩，念高中也吃力。我去读职高，学数控技术。”他顿了顿，语气更加坚定，“我听人说，那个学出来，好找工作，赚钱也多。我早点学成出来，就能正式上班，和您一起扛！”
“兄弟连”的生意渐渐有了起色，爹回家的时间却似乎更晚了。他身上不再只是汗味，常常混杂着下水道淤泥的腥气、金属切割的铁屑味，还有一股怎么洗也洗不掉的、属于疲惫的沉重气息。
饭桌上，他常常吃着吃着饭，头就一点一点地往下栽。大姐看得心疼，轻声说：“爸，要不晚上就别出车了。”爹猛地惊醒，摇摇头，把碗里最后几粒米扒拉干净，声音含糊：“没事，扛得住。房贷这个月还没凑齐呢。”
我们都能看见，那座名叫“父亲”的山，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被风霜侵蚀。这种侵蚀，也刻进了两个半大男孩的心里。
我11岁的亲哥林铮，和9岁的二堂哥林梁，开始变得有些“鬼鬼祟祟”。放学后，他们不再第一时间冲回家跟我们一起写作业，总是磨蹭到天快黑才进门。而且，身上总带着一股……难以形容的、混合着灰尘和发酵甜腻的怪味儿。
直到那个周五的傍晚，班主任陈老师亲自找上了门。
陈老师是个很温和的人，但那天她的表情异常严肃。“林师傅，我得跟您好好谈谈林铮和林梁的问题。”她开门见山，“这两个孩子，连续一个多星期没交数学作业了，上课精神萎靡，好几次趴在桌子上就睡着了。我问他们，他们什么都不说。再这样下去，成绩要滑到底了！”
爹脸上的笑容瞬间僵住，那是一种混合着错愕、尴尬和深深忧虑的神情。他连连向老师道歉，保证一定会严加管教。
送走老师，家里的气压低得吓人。爹没发火，只是沉默地坐在沙发上，像一尊即将喷发的火山。我们几个小的吓得大气不敢出。
天彻底黑透时，两个“功臣”终于回来了。哥哥林铮脸上还带着点得意的笑容，二堂哥林梁跟在他身后，两人抬着一个鼓鼓囊囊、脏兮兮的编织袋，那股怪味的源头，正是于此。
“干什么去了？”爹的声音平静得没有一丝波澜。
两个男孩这才发现屋里的气氛不对，脸上的笑容瞬间冻结。哥哥把编织袋往身后藏，结结巴巴地说：“没……没干嘛。”
“打开。”爹指了指那个袋子。
哥哥磨蹭着不肯动，二堂哥吓得快要哭出来。爹站起身，自己走过去，一把拎起袋子，往地上一倒——“哗啦”一声，几十个各式各样、沾着污渍的矿泉水瓶滚了一地。
我们都惊呆了。
爹看着那堆瓶子，又抬头看看两个儿子——他们的小脸上满是汗渍和灰尘，手指因为长时间翻捡垃圾而脏污不堪，手背上还有几道明显的、被寒风割裂的小口子。
他沉默了。那沉默比任何怒吼都让人窒息。
就在我们以为雷霆之怒即将降临的时候，爹却缓缓蹲下身。他拿起一个瓶子，拧开盖子，把里面残留的几滴水倒掉，然后用力一脚踩下去，“啪”的一声，瓶子瘪了。他一个接一个，沉默地、认真地，把所有的瓶子都踩扁，整理好，堆叠在一起。
做完这一切，他才抬起头，目光落在两个吓得瑟瑟发抖的儿子身上。
“这堆东西，”他的声音低沉沙哑，像被砂纸磨过，“能卖多少钱？”
哥哥低着头，声音小得像蚊子叫：“一……一毛二一斤……”
“一毛二。”爹重复了一遍这个数字，他抬起头，眼眶是通红的，声音里带着一种被刺痛后的颤抖：“所以，在你们心里，这个家，已经难到需要你们逃学、耽误功课，去挣这一毛二了，是吗？”
“不是的！爹！”哥哥“哇”地一声哭了出来，“我们就是想帮你！我们看你好累……我们想赚钱……”
“大伯……我们错了……”二堂哥也哭得上气不接下气。
爹没有骂他们，更没有打他们。他伸出那双粗粝的、布满老茧和油污的大手，一把将两个儿子紧紧搂进怀里。他用下巴蹭着他们脏兮兮的头发，声音哽咽却无比清晰：
“傻小子，爹知道你们心疼我。但咱家再难，难不过明天！你们的作业本，爹还买得起；你们的前程，爹拼了命也不能让你们耽误！”
他搂着他们，一字一句地说 “听着，你们的担当，不是压弯了腰去捡这几个瓶子。你们的担当，是给我把腰板挺直了，把书读进心里去！把你们自己的路，走得亮堂堂堂的！从今天起，谁再敢为这几个瓶子耽误学习，那就是瞧不起你爹我！”
那一刻，趴在门缝外偷看的我和大堂姐，也忍不住跟着哭了起来。
那一毛二，是我们童年里最昂贵的一堂课，是父亲教给我们关于尊严与未来的全部道理。
“瓶子事件”以后，我们都清楚地知道，我们是拴在一根绳上的蚂蚱，不，是长在一根藤上的瓜，苦甜与共。
爹更忙了，“兄弟连”的活儿渐渐多了起来，他常常是平时天不亮就出门，一头扎进别人家的厨房、卫生间或者电路故障里。大姐林霜和大堂哥去上学了，一个在大学，一个在职高，都住了校，周末才能回来。家里白天晚上，就剩下我们四个“小豆丁”——12岁的堂姐林静，11岁的哥哥林铮，9岁的二堂哥林梁，和7岁的我。
家务活的空档，一下子赤裸裸地暴露出来。最大的难题，就是吃饭。
总指挥自然是年纪最长的堂姐林静。她心思细，像个小管家婆，负责掌管爹留下的有限菜金，规划每天吃什么，以及最重要的——洗菜和切菜。我见过她踮着脚在水池边削土豆皮，小脸绷得紧紧的，仿佛在完成一件神圣的艺术品。
哥哥林铮自告奋勇担任主厨。自从捡瓶子被爹教育后，他仿佛把那股想要为家出力的劲儿，全部转移到了锅铲上。虽然他的招牌菜“炒青菜”永远像“炖菜”，水汪汪、软趴趴，还时常因为掌握不好火候而带着点焦糊的底味，但他挥舞锅铲的样子，颇有点大厨的风范，尽管需要踩着小板凳才能够着灶台。
二堂哥林梁负责淘米和跑腿。淘米时，米粒总会狡猾地从他指缝溜走不少，沉在盆底的沙砾有时也会被忽略。至于跑腿，主要是去村口的小卖部买盐、买酱油，或者在我们手忙脚乱发现少了葱姜时，像个小炮弹一样冲出去补货。
而我，年纪最小，被分配了一个看似最简单，后来想想却可能最重要的任务——用我的童言童语给大家打气。锅里的油溅起来，吓得堂姐尖叫时，我会大喊：“油花在跳舞欢迎我们呢！”哥哥把菜炒糊了，皱着眉头发呆时，我会吸着鼻子说：“好香啊，是烧烤的味道！”二堂哥摔了一跤，把买来的鸡蛋磕破两个时，我会赶紧说：“没关系，我们可以做‘蒸蛋’，更好吃！”
我们合作的第一顿正式晚餐，堪称一场灾难。粥煮糊了，锅底结了一层厚厚的黑痂，散发着浓郁的焦苦味。堂姐指挥炒的大白菜，因为哥哥手抖，放了两遍盐，咸得发苦。米饭则因为二堂哥放水没数，介于干饭和稀饭之间一种奇特的状态。
当爹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子推开家门时，看到的就是这样一桌“盛宴”，以及我们四个站在桌边，脸上、身上都沾着油渍和菜叶，眼神里混合着期待与不安的“小花猫”。
他愣了一下。
我们都屏住了呼吸，等待着他的评价，或者说，批评。
但他什么也没说。他只是默默地放下工具包，去厨房洗了手，然后坐到主位上，拿起筷子，夹了一大口齁咸的大白菜，扒拉进嘴里，又端起那碗带着焦糊味的粥，“呼噜呼噜”地喝了起来。他喝得很快，很急。一碗不够，他又盛了一碗，再次埋头喝完。
最后，他放下碗，用手背抹了抹嘴，看着我们，露出了一个极其疲惫，却又无比真实的笑容：“不错，能吃。以后，饿不着了。”
就这一句话，我们四个悬着的心瞬间落地。
我们与厨房的战争，进入了艰苦的“相持阶段”。
有一次，我们雄心勃勃地想挑战“红烧肉”。结果林静看错了糖和酱油的比例，林铮又没掌握好火候，最终端上桌的是一盘黑如焦炭、硬如石块的“不明物体”。二堂哥林梁不死心，用力一咬，差点崩掉一颗乳牙，眼泪汪汪地捂着嘴。我看着那盘“战利品”，努力调动我“打气专员”的积极性：“看！像不像恐龙化石？我们可以开博物馆了！”
笑声过后，是短暂的沉默。我们知道，爹快回来了，我们又一次没能让他吃上一顿像样的饭。
就在我们对着那盘“化石”发愁时，爹推门进来了。他依旧很累，但看到我们和那盘菜，他什么也没问，洗了手坐下，夹起一块，放进嘴里，费力地咀嚼着。我们都紧张地看着他。他咽下去，喝了一大口水，然后看着我们，非常认真地说：“火候过了点，但酱油上色……很有想法。”
那一刻，我们所有人都笑了，笑着笑着，眼眶却有点湿。我们知道他在用他的方式保护我们这点笨拙的努力。
真正的转机发生在一个周末的深夜。我起夜时，看见厨房的灯还亮着。偷偷望去，是爹和大姐林霜。爹正站在灶前，手把手地教大姐和面。“水要一点点加，”他低声说，“顺着一个方向搅，感觉到没？这样面才有筋性。”大姐专注地听着，点头。爹又拿起一个西红柿，熟练地划十字刀，用开水烫过去皮。“你弟妹们正长身体，光吃那些不行。我教你几个快的，简单的，你周末回来，给他们改善改善。”
那晚，厨房里温暖的灯光和爹低沉耐心的嗓音，成了我记忆里关于“家”最温暖的注脚之一。从那天起，我们家的餐桌上，终于开始偶尔飘起真正诱人的饭菜香了。
然而，现实的胃，终究是需要真正温暖的食物来抚慰的。
就在我们与厨房艰苦搏斗的日子里，另一束温暖的光，悄无声息地照了进来。这光，来自村口卖煎饼果子的翠花阿姨。
翠花阿姨约莫三十多岁，嗓门大，笑容亮，围着一条洗得发白的围裙，她的煎饼摊子，是我们上学放学的必经之路。不知从什么时候起，她开始格外关照我和二堂哥。
每次我去买煎饼，她总会用那洪亮的嗓门招呼我：“小溪来啦！”然后手下利落地摊饼、打蛋，最后递到我手里的煎饼，总会比别人的厚实一些，里面的薄脆也好像多几片。有时候，蛋会多一个。
放学时，如果看到她摊子前没什么人，她会悄悄冲我和二堂哥招手，从炉子边拿出两个用牛皮纸包好的、热乎乎的烤红薯，不由分说地塞进我们手里：“刚烤好的，甜着呢，拿着路上吃！”
那滚烫的温度从手心一直传到心里。
后来，她不止给我们零食了。偶尔，她会包一些韭菜盒子或者蒸一笼包子，用干净的毛巾裹着，让我带回家：“阿姨做多了，你们帮着吃点，别浪费。”
她像一块不起眼却持续发热的炭，不灼人，只是默默地，用它自己的方式，温暖着我们这几个在生活里跌跌撞撞的孩子，也温暖着那个在命运重压下，默默前行的家。
爹晚上回来，有时会看到桌上不是我们做的“黑暗料理”，而是翠花阿姨送来的、还带着余温的家常菜。他什么也没问，只是吃的时候，会多吃一碗饭。
翠花阿姨的好，像春雨，润物细无声。她从不空着手来，有时是一碗熬得浓稠的小米粥，有时是几个皮薄馅大的韭菜盒子。她总是那套说辞：“做多了”、“卖不完”、“顺道”。
直到一个夏天的傍晚，暴雨倾盆，爹出车还没回来。我们几个小的做完作业，趴在窗口眼巴巴地等。翠花阿姨收摊路过，看见我们，二话没说，收起雨伞就钻进我们家厨房。她系上那条熟悉的围裙，手脚麻利地翻出家里的存货，嘴里还念叨着：“你爹也是，这天气还跑车……孩子们饿了吧？阿姨给你们下碗热汤面，快！”
当爹浑身湿透、拖着疲惫的步伐推开家门时，迎接他的是满屋温暖的光线和扑鼻的葱花香气。翠花阿姨正把最后一碗面端上桌，热腾腾的蒸汽熏得她的脸微微发红。她看见爹，依旧是那副大嗓门：“愣着干啥？赶紧换衣服吃饭！这雨大的，我还以为你掉河里了呢！”
爹没说话，去里屋换了干衣服出来，默默地坐在桌前。那碗面，他吃得很慢，很仔细。吃完后，他抬起头，很认真地对翠花阿姨说：“谢谢。”
就两个字，翠花阿姨却像是被什么东西烫了一下，摆摆手，声音低了些：“谢啥，邻里邻居的。”
后来我们才知道，翠花阿姨也是个苦命人，丈夫早年因病去世，她一个人靠着煎饼摊子把儿子拉扯大，儿子去外地读大学后，她就一个人守着那个小摊。她懂得爹的难，也懂得我们这几个没娘疼的孩子的苦。她对我们好，或许也是在弥补自己无法陪伴在远方儿子身边的遗憾，又或许，是在我们这个同样残缺却坚韧的家庭里，看到了她自己曾经的影子。
这种相濡以沫的温情，比任何轰轰烈烈的爱情都更早地，在我们家和翠花阿姨之间，生根发芽。
日子像爹那辆破七座车的轮子，吱吱嘎嘎地向前滚动，虽然沉重，却总算没有停歇。“兄弟连”的名声渐渐传开，爹和大堂哥的身影愈发忙碌，而我们“林家伙食团”的厨艺，在经历了无数次“盐里求生”、“焦中作乐”的磨砺后，也总算能捣鼓出几样勉强能入口的菜式了。
就在我们的生活似乎即将步入一种紧绷却稳定的轨道时，一个陌生的议题，像一颗小石子，投入了我们这个刚刚平静不久的家的湖面——有人开始给爹介绍对象了。
最先登门的，是隔壁单元的热心张奶奶。她拉着爹在客厅里嘀咕了老半天，声音压得低低的，但我们几个小的像警惕的小地鼠，竖着耳朵在各自的房门口捕捉着动静。
“……小学老师……文静……会持家……就是觉得你负担重了点……”
“负担”这两个字像针一样，轻轻扎了我们一下。
几天后的一个周末，那位小学老师果然来了。她穿着素雅的连衣裙，说话轻声细语，确实很文静。她坐在沙发上，双手规规矩矩地放在膝盖上，目光偶尔扫过我们这几个排排站、像是接受检阅的孩子，带着一种审视和算计。
爹给她倒了杯水，气氛有些微妙的尴尬。
聊了几句家常后，那位老师推了推眼镜，语气愈发温和，却也愈发清晰地切入主题：“老林，你这个人，踏实，可靠，我是觉得挺好的。就是……就是你这情况，六个孩子，确实负担太重了。”
她顿了顿，似乎在斟酌措辞，声音更轻了：“你看……能不能……想想办法，比如，把你弟弟家的那三个，送到他们姥姥家或者别的亲戚那儿去？这样，我们……我们以后的生活也能轻松点。”
空气仿佛凝固了。
我们几个孩子瞬间屏住了呼吸，目光齐刷刷地投向爹。二堂哥林梁下意识地往我身后缩了缩。
爹脸上的那点客套笑容慢慢消失了。他没有看我们，只是盯着手里那杯水，看了几秒钟。然后，他放下杯子，缓缓地站起身。
“李老师，”他的声音不高，没有任何犹豫，“不好意思，孩子们等我吃饭。”
那位老师愣住了，脸上红一阵白一阵，最终也站起身，勉强笑了笑，告辞了。
爹送她到门口，关上门，转过身，看着我们几个依然紧张地站在原地的小家伙，什么也没说，只是走过来，粗糙的大手挨个在我们头上揉了一把。“愣着干什么？准备吃饭。”
那晚，爹吃得很少。他一个人坐在院子里那棵老槐树下，沉默地抽着烟。烟头的红光在浓重的夜色里一明一灭，像他无法言说的心事。
我借着给他送水的机会，悄悄靠近。他没有察觉，目光望着虚空，低声喃喃，像是在对弟弟说，又像是在对自己说：“……放心吧，一个都不会少……都是我的孩子……”
他回头看见我，愣了一下，随即掐灭了烟，脸上挤出一点笑容：“水给我吧，外面有蚊子，快进屋。”
第一次相亲，就这样无声地夭折了。
没过多久，又有位亲戚介绍了一个。这次的女人更直接，进门后眼神像探照灯一样把我们家徒四壁的客厅和我们这几个“拖油瓶”扫视了一遍，连水杯都没接稳当。
当她听到爹确认要抚养六个孩子，并且还有房贷要还时，脸上的笑容彻底挂不住了。她几乎是立刻放下了那只象征性的茶杯，里面的水几乎没动。
“林师傅，你这个情况……我怕是……能力有限。”她干笑两声，“我忽然想起家里还有点事，先走了。”
那杯茶，还温着，人已经不见了。
爹站在原地，看着那杯孤零零的茶，自嘲般地轻轻笑了一下。
从那以后，再有人提起相亲这回事，爹总是摇摇头，一句话就挡了回去：“不提这个。”
“兄弟连”业务扩展，爸爸雇佣了两个同样踏实肯干的伙计。大堂哥在学校学到的技术，竟然能用在优化一些工具上，他找到了价值感，眼神重新有了光。
大姐用师范所学的心理学知识，经常开导鼓励我们，并督促我们的学习，家庭的氛围从压抑走向坚韧的温暖。
爸爸因为诚信和过硬的技术，接到一个大型物业公司的长期外包合同。这意味着又一份稳定且可观的收入。
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，爸爸还清了最后一笔房贷。爸爸把我们六个孩子叫到跟前，将那张结清证明烧掉，灰烬随风而散。然后说：“旧的债还清了，我们大家的新生活开始了。”
翠花阿姨还是时常来给我们做饭，她和爹之间，没有甜言蜜语。只有：“锅里给你留了饭。”“嗯，车贷下个月就能还清了。”他们领证那天，就在家做了顿饭。翠花阿姨举着果汁对我们说：“以后饭我做，娃我帮看。你们爹太累，你们要更乖。”
时光荏苒，在爹和翠花阿姨的支撑下，我们六个孩子，像石缝里的小树，倔强地长大了。
大姐林霜在大一下学期，曾因为经济压力和照顾家庭的愧疚感，一度想要辍学打工。是爹第一次对她发了火，在电话里吼道：“我供你读书，不是让你走我的老路！你给我读下去！这个家，还没到你牺牲的时候！”挂了电话，爹沉默了很久，第二天，他接了一个更远、更脏的管道工程。
大堂哥林栋在职高里，把别人玩游戏的时间都用在了钻研技术上。他根据跟着爹干活的经验，画图纸、找材料，竟然捣鼓出一个小巧的管道内窥镜，虽然简陋，却能让“兄弟连”在疏通前先看清管道内部情况，大大提高了效率。当他把这个小发明拿给爹看时，爹摸着那冰冷的铁皮盒子，翻来覆去看了很久，眼眶微微发红，最后只说了三个字：“好小子。”
而我，决定报考戏剧学院编剧专业时，几乎所有亲戚都觉得是不务正业。只有爹，在饭桌上听完我磕磕巴巴的解释后，扒完最后一口饭，放下碗，说：“喜欢，就去做。”我写第一个剧本时，把潦草的草稿纸丢得到处都是。爹默默地帮我收拢起来，用一块干净的布压平，叠好，放在我的书桌上。他说：“留着，这都是你走过的路。将来……给你自己的孩子看。”
他或许不懂什么是戏剧冲突，什么是人物弧光，但他懂得，每一个梦想都值得被尊重，每一个孩子的路，都需要被点亮。
家里六个孩子，三个公务员，一个开公司，一个在部队。如今，家里最小的我也已成了编剧。
当我写下这个故事时，经纪人质疑：“这位父亲太完美了，不够真实。”
我对着电话，声音坚定：“不，他很真实。他的完美，在于他的不完美。他给不了我们富裕，却用脊梁守护着‘家’的完整。他更教会我们，努力不是透支童年去换取微薄的硬币，而是握紧笔杆，为自己挣一个更远的未来。他是一座沉默的山，从未说过爱，却用一生，把我们六个孩子，稳稳地托举出命运的洼地。”
搁笔，我给爹打电话：“爸，快过年了，我马上带孩子们回去看您和翠花妈妈。”
电话那头，传来父亲沉稳的应答，和翠花妈妈响亮又温暖的招呼声。
窗外，阳光正好。又是一年春来早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