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15年的夏天来得又早又猛。
五月刚过一半，湛江的气温就直逼三十度。阳光白得刺眼，照在水泥地上反射出晃眼的光斑。教室里的吊扇吱呀吱呀地转着，吹出来的风都是热的，带着粉笔灰和汗水的味道。
戴羽新坐在第三排靠窗的位置，手里攥着一支钢笔，笔尖悬在英语听写本上方，微微颤抖。
讲台上，英语老师周老师正用她特有的、抑扬顿挫的语调念着单词：“library——图书馆——”
教室里一片沙沙的书写声。戴羽新迅速写下“l-i-b-r-a-r-y”，然后抬头等待下一个。英语是他最头疼的科目，那些字母组合像调皮的小虫子，总在他脑子里乱窜，不肯乖乖排成正确的顺序。
“neighbor——邻居——”
戴羽新顿了顿。n-e-i-g-h-b-o-r？还是n-e-i-g-h-b-o-u-r？他记不清了。汗水从额角滑下来，滴在本子上，晕开一小片墨迹。
他下意识地往左边瞥了一眼。
赵诺敏的听写本摊在桌上，字迹工整清晰。她写得很流畅，几乎不需要思考，笔尖在纸上滑动，发出细密的沙沙声，像春蚕食叶。
戴羽新的目光落在那个单词上——n-e-i-g-h-b-o-r。没有u。
他赶紧低头，在自己的本子上写下同样的拼写。
“下一个。”周老师的声音响起，“restaurant——餐厅——”
这个单词更长，更复杂。戴羽新只记得开头是“rest”，后面是什么？aurant？orant？他的大脑一片空白。
他又瞥向左边。
赵诺敏已经写完了，正在检查前面的单词。她的本子微微倾斜，那个单词完整地展现在戴羽新眼前——r-e-s-t-a-u-r-a-n-t。
他迅速抄下。
“好了，停笔。”周老师说，“同桌交换批改。”
戴羽新松了口气，把本子推到桌子中间。赵诺敏也把她的本子推过来，两人交换。他拿起红笔，开始对照黑板上的正确答案批改她的听写。
全对。二十个单词，一个没错。
他翻到自己的本子，赵诺敏已经批改完了，在右上角用红笔写了个分数：18/20。错的两个正是他偷看的那两个——neighbor和restaurant。她在旁边用红笔写了正确的拼写，字迹很轻，像怕伤到他自尊。
“都改好了吗？”周老师问，“错三个以上的站起来。”
教室里陆续站起七八个人。戴羽新犹豫了一下——他只错两个，不需要站。但他看着赵诺敏本子上那个鲜红的“20/20”，突然感到一种尖锐的羞耻。
他偷看了，却还是错了。
“戴羽新。”周老师突然点名，“你刚才在干什么？”
全班的目光瞬间集中过来。戴羽新感到脸在发烫，耳朵嗡嗡作响。
“我……我没干什么。”他小声说。
“没干什么？”周老师走下讲台，高跟鞋敲击地面的声音在安静的教室里格外清晰，“赵诺敏，他刚才是不是在偷看你的？”
赵诺敏低下头，手指绞在一起，没说话。
“说话。”周老师的语气严厉起来。
“他……他看了两眼。”赵诺敏的声音细如蚊蚋。
周老师走到戴羽新桌前，拿起他的听写本，又拿起赵诺敏的。她对比着那两个错误的单词，然后抬起头，目光像两把冰冷的刀子，狠狠瞪了戴羽新一眼。
那一眼，戴羽新记了很久。
不是愤怒，不是失望，而是一种混合着鄙夷和怜悯的复杂情绪。好像在说：你不仅不会，还作弊；不仅作弊，还作弊得这么拙劣。
“下课来我办公室。”周老师说，然后转身走回讲台，“继续上课。”
那节课剩下的时间，戴羽新一个字也没听进去。他盯着英语课本，那些字母像蚂蚁一样在纸上爬来爬去。他能感觉到赵诺敏坐在旁边，身体僵硬，刻意和他保持距离。那条小小的缝隙，此刻像一道鸿沟。
下课铃终于响了。
周老师看了戴羽新一眼：“跟我来。”
戴羽新站起来，腿有些发软。他跟在周老师身后走出教室，走廊上的同学纷纷侧目，窃窃私语。他低着头，盯着自己的鞋尖，希望地面裂开一条缝让他钻进去。
办公室里的谈话很短。
“为什么偷看？”周老师问。
“我……我不会。”
“不会可以学，可以问，但不能偷看。”周老师说，“这是诚信问题，比成绩更重要。明白吗？”
“明白。”
“回去吧。把今天听写的单词每个抄二十遍，明天交给我。”
“是。”
走出办公室时，戴羽新看见赵诺敏站在走廊尽头，靠着栏杆，看着操场。她听见脚步声，转过头，两人的目光相遇了一秒。然后她迅速移开视线，转身下楼了。
那天晚上，戴羽新抄单词抄到十一点。
奶奶来催了三次：“该睡了，明天再写。”
“马上就好。”他说，手里的笔没停。
二十遍，每个单词。neighbor, neighbor, neighbor……restaurant, restaurant, restaurant……笔尖划破纸面，墨水晕开，他换了一页继续写。写到后来，手指发酸，眼睛发涩，那些字母已经失去了意义，变成单纯的线条组合。
但他没有停。
一种奇怪的愤怒在胸腔里燃烧——不是对周老师，不是对赵诺敏，而是对自己。对自己不会拼单词，对自己需要偷看，对自己被当众揭穿时的狼狈。
他恨那个狼狈的自己。
从那以后，戴羽新开始认真学英语。
不是那种敷衍的认真，而是近乎偏执的投入。他买了两本英语练习册，每天做完作业后额外做两页。他把单词抄在小卡片上，走路时看，吃饭时看，甚至上厕所时也看。他下载了英语听力APP，每天晚上戴着耳机听半小时，虽然大部分听不懂，但他坚持听。
庞利坚发现了他的变化。
“你最近怎么了？”某个周六下午，他们在公园打乒乓球时，庞利坚问，“跟英语有仇似的。”
戴羽新没回答，只是狠狠抽了一板球。乒乓球划过弧线，砸在对方桌角，弹飞了。
“好球。”庞利坚吹了声口哨。
他们现在同班了。六年级重新分班，戴羽新、庞利坚、赵诺敏都在六(四)班。庞利坚坐在戴羽新后面，两人经常一起上学放学。
公园里的乒乓球台是水泥砌的，绿色的漆已经斑驳，网是破的，用几块砖头压着。但周末下午总是很热闹，附近的中老年人会来这里打球，一打就是一下午。
有个大叔特别厉害。五十多岁，个子不高，但动作灵活得像只猴子。他总是一个人对着墙壁练习，正手抽球又快又狠，反手削球又低又旋。戴羽新和庞利坚刚开始和他打时，一局都赢不了。
“太强了。”庞利坚擦着汗说。
“双打。”戴羽新突然说，“我们两个打他一个。”
庞利坚眼睛亮了：“试试。”
于是形成了奇怪的对抗——两个六年级男孩，对阵一个五十多岁的大叔。大叔笑了：“俩小子想围攻我？来！”
第一局，他们还是输了。11:5。
但戴羽新发现了一个规律：大叔的反手是弱点。虽然削球很旋，但速度慢，而且角度固定。他给庞利坚使了个眼色，下一球开始，专攻大叔的反手位。
第二局，11:8。
第三局，比分咬得更紧。9平，10平，11平。最后戴羽新一个正手暴冲，球擦着边线飞出，大叔没接到。
12:10。他们赢了。
“可以啊！”大叔擦着汗，笑得眼睛眯成一条缝，“配合不错。”
戴羽新和庞利坚击掌，两人都笑得灿烂。夕阳把他们的影子拉得很长，在水泥地上交错。那一刻，戴羽新暂时忘记了英语听写的羞耻，忘记了周老师那个冰冷的眼神。
但回到学校，回到教室，那种羞耻感又回来了。
而且变了质。
他开始欺负赵诺敏。
不是那种明显的、恶意的欺负，而是一种微妙的、持续的挑衅。他给她起外号——“糯米鸡”。因为她姓赵，名诺敏，谐音“糯米”，加上她总是安安静静的，像一团软糯的米饭。
“糯米鸡，作业借我抄一下。”
“糯米鸡，这题你会吗？哦，你肯定会，你是好学生嘛。”
“糯米鸡，今天英语听写又要全对吧？真厉害。”
每次他这么叫，赵诺敏的脸就会涨红。她咬着嘴唇，不说话，只是把头埋得更低。有时候她会小声说：“别这么叫我。”
“那叫你什么？赵诺敏？太生分了。咱们是同桌，得有个亲切的称呼。”戴羽新笑着说，但笑容里没有温度。
陈浩也加入了。他坐在戴羽新右边，隔着一条过道。每次戴羽新叫“糯米鸡”，陈浩就会跟着起哄：“糯米鸡今天带什么好吃的了？分我们点？”
赵诺敏终于爆发了。
那是一节自习课，戴羽新又在她耳边念叨“糯米鸡糯米鸡”，像念经一样。赵诺敏突然抓起桌上的英语书，狠狠拍在他胳膊上。
“啪！”
声音很响，全班都转过头来。
戴羽新愣住了。胳膊上火辣辣地疼，但他更震惊的是赵诺敏的表情——她眼睛红了，不是要哭的那种红，而是愤怒的、燃烧的红。她瞪着他，胸口剧烈起伏，手里的书还举着，像随时准备再拍下来。
“你再叫一次试试。”她说，声音颤抖但清晰。
戴羽新张了张嘴，没发出声音。
陈浩想打圆场：“开个玩笑嘛……”
“闭嘴！”赵诺敏转头瞪他，陈浩也噎住了。
那节课剩下的时间，三人之间笼罩着死寂的沉默。戴羽新揉着发疼的胳膊，心里涌起一种复杂的情绪——有愤怒，有羞耻，还有一种连自己都不愿承认的快意。
他伤害到她了。
他让她注意到他了，即使用的是最糟糕的方式。
六月的一个周末，表哥来家里吃饭。
表哥比戴羽新大五岁，在湛江最好的私立初中读初三。他成绩很好，总是考年级前十，是全家人的骄傲。每次他来，奶奶都会做一桌好菜，不停地给他夹菜：“多吃点，学习辛苦。”
戴羽新不喜欢表哥。
不是因为他成绩好，而是因为他说话的方式——总是带着一种居高临下的、若有若无的嘲讽。好像戴羽新所做的一切，在他眼里都是幼稚的、可笑的。
那天吃完饭，戴羽新在电脑前登录QQ。他最近充了个QQ会员，因为可以设置炫酷的昵称字体和空间装扮。他把昵称改成了带闪光的“羽新”，空间背景换成了星空主题。
表哥走过来，站在他身后看了一会儿。
“充会员了？”表哥问。
“嗯。”戴羽新有些得意，“好看吧？”
表哥笑了。不是开心的笑，是那种从鼻子里哼出来的、带着怜悯的笑。
“你知道QQ会员多少钱一个月吗？”表哥问。
“十块。”
“十块。”表哥重复，“你一个月零花钱多少？”
戴羽新不说话了。他一个月零花钱五十块，是奶奶偷偷塞给他的。
“十块钱，可以买两本练习册，可以吃五顿早餐，可以坐二十次公交车。”表哥说，“你用来充QQ会员？就为了一个闪光的名字？”
戴羽新的脸开始发烫。
“我不是说不能充。”表哥的语气缓和了一些，但更伤人，“但你要知道自己的经济条件。我们家什么条件？你爸妈在云南打工，一个月挣多少？奶奶退休金多少？你有这种经济实力吗？没有，就不要弄这些东西。装什么装？”
每一个字都像针，扎进戴羽新的皮肤里。
他盯着屏幕上那个闪光的昵称，突然觉得它无比可笑，无比廉价。那些星空背景，那些特效字体，都变成了一种讽刺——讽刺他的虚荣，讽刺他的不自量力。
“知道了。”他小声说，关掉了QQ。
表哥拍拍他的肩：“我是为你好。人要认清自己的位置。”
那天晚上，戴羽新失眠了。
他躺在床上，睁着眼睛看天花板。月光从窗帘缝隙漏进来，在地板上切出一道苍白的光带。表哥的话在脑子里反复回响：“你有这种经济实力吗？没有，就不要弄这些东西。”
经济实力。
他第一次如此清晰地意识到这个词的重量。以前他知道家里不富裕，但那种“不富裕”是模糊的——只是不能买太贵的玩具，不能去太远的地方旅游。但现在，这个词变得具体了——具体到十块钱的QQ会员，具体到“我们家什么条件”，具体到爸妈在云南打工。
一种深刻的自卑感攫住了他。
他想起班里的同学。有的穿名牌运动鞋，有的用最新款的手机，有的周末去上昂贵的补习班。他以前不太在意这些，但现在，他突然看到了那道无形的界线。
界线的一边是他们。
界线的另一边是他。
周一回到学校，那种自卑感变成了攻击性。
戴羽新开始变本加厉地欺负赵诺敏。不，不是欺负，是“提醒”——提醒她，也提醒自己，他们都在界线的同一侧。
“糯米鸡，你这支笔用了多久了？都磨掉漆了。”
“糯米鸡，你书包是不是你姐用剩下的？”
“糯米鸡，你这双鞋……”
赵诺敏不再用书拍他。她学会了无视，学会了把他的话当耳边风。但戴羽新能看见，每次他说这些，她的手指会收紧，指节发白；她的嘴唇会抿成一条直线；她的眼睛会看向窗外，像在寻找一个出口。
六月底，班主任李老师带来了一沓宣传单。
那是湛江几所私立初中的招生简章。李老师说：“这些学校教学质量不错，但学费比较贵。大家拿回去给家长看看，量力而行。”
宣传单在教室里传递。戴羽新拿到一张，是“湛江实验学校”的。铜版纸印刷，光滑厚重，在手里沉甸甸的。封面是学校的全景照片——现代化的教学楼，标准的塑胶跑道，绿草如茵的足球场。翻开来，内页印着优秀的师资力量、丰富的课外活动、历年的升学率。
表哥就在这所学校。
戴羽新看着宣传单上的学费标准：一学年两万八。不包括住宿费、伙食费、校服费、教材费。
两万八。他想起奶奶的退休金，一个月两千多。想起爸妈在云南，一年回来一次，每次都给奶奶塞钱，但那些钱要用来还房贷，用来生活，用来给他交学费。
他把宣传单递给赵诺敏。
赵诺敏接过去，看得很仔细。她的手指轻轻摩挲着铜版纸的表面，眼神专注，像在看什么珍贵的东西。
“你想去？”戴羽新问。
赵诺敏点头：“嗯。我表姐在那里读，说很好。”
戴羽新笑了。那种笑和他表哥的笑很像——从鼻子里哼出来的，带着怜悯的。
“你知道学费多少吗？”他问。
赵诺敏翻到那一页，看着那个数字，沉默了几秒。
“两万八。”戴羽新替她说，“一年。还不包括其他费用。”
“我知道。”赵诺敏小声说。
“你知道？”戴羽新的声音提高了些，周围的同学转过头来，“你知道还看这么认真？赵诺敏，人要认清自己的位置。你们家什么条件？你爸妈是做什么的？有这种经济实力吗？没有，就不要想这些东西。”
每一个字，都是表哥对他说过的。现在，他原封不动地扔给了赵诺敏。
赵诺敏的脸瞬间白了。她盯着宣传单，手指收紧，铜版纸在她手里皱了起来。
“关你什么事。”她说，声音颤抖。
“我这是为你好。”戴羽新说，语气里带着一种残忍的真诚，“免得你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。私立学校不是给我们这种人读的。”
“我们这种人？”赵诺敏抬起头，眼睛红了，“我们是哪种人？”
戴羽新张了张嘴，没说出话。
他也不知道他们是哪种人。只知道他们都在界线的那一侧，那条用经济实力划出的、清晰而冰冷的界线。
赵诺敏把宣传单推回给他，然后转过身，趴在桌子上。肩膀微微颤抖，但没有声音。
戴羽新看着手里皱了的宣传单，铜版纸的边缘割得他手指疼。他把宣传单抚平，折好，放进书包最里层。
那天放学，他和庞利坚一起走。
路过小卖铺时，庞利坚买了根绿豆冰棍，掰了一半给他。冰棍在烈日下迅速融化，绿色的汁液滴下来，落在戴羽新的白校服上。
“哎呀，脏了。”庞利坚说。
“没事。”戴羽新舔着冰棍，甜味在舌尖化开，暂时压住了心里的苦涩。
晚上回家，奶奶洗校服时发现那块污渍。
“怎么弄的？”奶奶问。
“冰棍滴的。”
奶奶用肥皂搓了很久，但淡绿色的印子还是留在了布料上，像一块褪不掉的胎记。
戴羽新看着那件晾在阳台上的校服，白底上一点淡绿，在晚风里轻轻晃动。
他突然想起赵诺敏摩挲宣传单时的手指，想起铜版纸在她手里皱起的声音，想起她红着眼睛问“我们是哪种人”。
我们都是这种人。
穿着会留下污渍的校服，用着磨掉漆的笔，看着铜版纸宣传单上的世界，知道那不属于我们。
但我们还是会看。
还是会摩挲。
还是会幻想。
然后在别人或自己提醒时，感到那种尖锐的、冰凉的羞耻。
戴羽新关上阳台门，回到房间。
书包里，那张皱了的宣传单还在。他拿出来，再次抚平，对着台灯看。铜版纸在灯光下反射出细碎的光，像遥远的星星。
他看了很久。
然后把它夹进了英语笔记本里，和那些抄了二十遍的单词在一起。
neighbor, neighbor, neighbor……
restaurant, restaurant, restaurant……
铜版纸，铜版纸，铜版纸……
在这个闷热的夏夜，十二岁的戴羽新完成了他的第一次移栽——不是身体的移动，而是意识的移植。他从童年的土壤里被连根拔起，移栽到一个叫“现实”的盆里。
盆很小，土很硬。
但他必须在这里生长。
带着那块洗不掉的淡绿色印子，带着那张皱了的铜版纸，带着那句“我们是哪种人”。
继续生长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