李晓冬用了四天时间写《伤痕》。写作时，筒子楼里的鼾声都沉了，只有他桌前的台灯还亮着，昏黄的光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，投在斑驳的墙面上。笔尖划过稿纸的沙沙声，在寂静的夜里显得格外清晰，却又带着一种压抑的沉重。
这篇小说的主角叫沈青，是个在内蒙古插队七年的女知青。接到母亲病危的电报时，她正跟着生产队在雪地里拉粪，冻得红肿的手指几乎捏不住电报单。归乡的路漫长而颠簸，绿皮火车在荒原上爬行，窗外是枯槁的树木和苍茫的雪色，沈青坐在靠窗的位置，眼前不断闪过七年前的画面：母亲被红卫兵押着游街，胸前挂着“走资派”的牌子，头发凌乱，却在人群里拼命朝她使眼色，让她赶紧走；她攥着母亲塞过来的五十块钱和半块玉米面饼，在火车站台上哭着挥手，母亲的身影被攒动的人头淹没，那句“好好活着”的叮嘱，被火车的鸣笛声盖得严严实实。
李晓冬的笔触很克制，没有渲染血腥的场面，也没有激烈的控诉，只是聚焦于那些被历史忽略的细节：沈青在火车上舍不得买热水，就着雪水啃干硬的窝头；为了省钱，她在中转站的候车室蹲了一夜，怀里紧紧抱着给母亲带的、用攒了半年的工分换的奶糖；回到家时，迎接她的不是母亲的拥抱，而是堂屋里那张蒙着白布的桌子，桌上摆着母亲的黑白遗照，相框边缘还沾着些许灰尘。
邻居大婶红着眼眶告诉她，母亲被下放车间后，每天干着最重的活，却总在夜里偷偷翻看她寄回来的信，那些信被叠得整整齐齐，藏在棉袄的夹层里，纸页都被泪水泡得发皱；母亲病重时，嘴里一直念叨着她的名字，临终前还在手里攥着一张她儿时的照片，照片上的小姑娘扎着羊角辫，笑得露出两颗小虎牙，照片的边角已经被摸得光滑。
沈青整理母亲的遗物时，在木箱的最底层发现了一个铁盒，里面装着她从小到大的奖状、作业本，还有一本日记。日记里没有惊天动地的大事，只有琐碎的思念：“今天看到院里的小孩背着书包上学，想起青儿该上中学了”“听说内蒙古很冷，青儿有没有厚棉袄”“报纸上说知青可以返城了，青儿什么时候能回来”……最后一篇日记的字迹歪歪扭扭，墨水晕染得厉害，只写了一半：“青儿，妈想你，妈等不到你回来了……”
写到这里时，李晓冬的钢笔顿了顿，墨水在稿纸上晕开一个小小的黑点。他想起前世在史料里看到的那些知青故事，想起那些被时代拆散的家庭，心里像被什么东西揪着疼。他知道，这篇《伤痕》触碰到了时代最敏感的神经，那些未被言说的隐痛，那些被压抑的情感，都藏在字里行间。
但他同样清楚，1977年的春天，凛冬初融，人心待暖。人们刚从漫长的黑暗里走出来，身上还带着寒意，心里还藏着恐惧，他们需要的不是一把揭开伤疤的刀，而是一束温煦的光。《晨光》就是这样的光，它轻轻照进尚未完全苏醒的大地，用平凡的日常、朴素的希望，给予前行者柔软的勇气与确切的期盼。
周末上午，李晓冬将两摞誊写得工工整整的稿纸交给苏婉清。他的指尖有些发凉，声音里透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忐忑：“妈，我写了两篇小说，您看看……能不能投出去？”
苏婉清接过稿纸，指尖抚过粗糙而承载着重量的纸页，目光先落在《晨光》二字上，心里轻轻一漾，随即又看到了旁边的《伤痕》，眉头微不可察地蹙了一下。她没有多问，只是点了点头：“好，妈看看。”
她独自待在房间里，从晨光初露坐到日头渐高。阳光透过玻璃，斜斜地铺满书桌，先读《晨光》时，她的眼泪是温热的，带着共鸣与欣慰；读《伤痕》时，她的肩膀微微颤抖，眼泪无声地滑落，滴在稿纸上，晕开了字迹，心里是沉甸甸的痛。
她太清楚这样的故事意味着什么。那是一代人的集体记忆，是无数家庭的真实遭遇。《伤痕》写得太真、太深，像一把钝刀，慢慢割着人心，让人在疼痛中想起那些不堪回首的岁月。
午饭时，苏婉清的眼眶还红着，神情却带着一种复杂的激动。她给儿子夹了一大块油亮的红烧肉，声音有些发哽：“写得好，冬子，两篇都写得好。”她顿了顿，目光落在《晨光》的稿纸上，“《晨光》写得暖，写出了咱们心里想说又不知怎么说的盼头；《伤痕》写得重，写出了那些藏在心里的痛，只是……”
“只是题材太敏感？”李南方放下筷子，接过了话头。他虽然没读，但从妻子的语气里，已经察觉到了几分。
苏婉清点了点头，深吸一口气，语气沉稳而坚定：“《晨光》写的就是日常，是眼皮底下正在变好的日子，我给两位老同事看过了，他们都说写得真实、温暖，分寸把握得好，符合现在的精神。《伤痕》的文笔更老练，情感更厚重，只是它太痛了，现在这个时候，不知道是不是最合适的时机。”
李南方沉默了片刻，点了点头：“那就先投《晨光》？”
下午，苏婉清换上整洁的深蓝色干部服，将《晨光》与《伤痕》的稿纸分别装入两个牛皮纸信封。信封上用钢笔工整写着“《京都文艺》编辑部收”。她骑上那辆二八女式自行车，穿行在尚带寒意的街道上，先去了两位老同事家中。
两位均是北电的资深教师。读过《晨光》后，不约而同地赞叹。“婉清，这孩子有灵气！”教当代文学的周教授忍不住拍腿，“没去抓那些空洞的大话，就从巷口、灯下、书本这些细微处落笔，反而把时代的转折写得那么真，那么透。如今大家需要的，正是这样让人看到光、心里暖起来的作品。”
当看到《伤痕》时，周教授的表情变得凝重起来，他逐字逐句地读着，手指轻轻敲击着桌面，良久才开口：“这篇……写得太有力量了。没有刻意煽情，却让人忍不住落泪。只是，现在发表确实有些敏感。再等等，等时机成熟了，这篇一定会引起轰动。”
另一位曾在《京都文艺》担任编辑的老同事，也认同这个观点：“《晨光》题材稳妥，情感饱满，肯定能过。《伤痕》是篇好作品，但需要再等等。现在的读者，更需要《晨光》这样的温暖与希望。”
得到这般认可，苏婉清心中更踏实了几分。她没有去找在《京都文艺》工作的老同学“打招呼”——在那个崇尚实力、珍视真诚的年代，作品本身才是最好的通行证。她骑着车来到东单的编辑部，将承载着温暖与希望的《晨光》信封，郑重地投入收发室那只略显斑驳的绿色邮箱。至于《伤痕》，她小心翼翼地收进了包里，打算先存起来，等待合适的时机。
转身离去时，苏婉清不觉抬头望了望天。北京早春的天空是一种澄澈的浅蓝，阳光透过纤薄的云层，融融地洒下来，笼罩着街道和行人的肩头。她忽然想起《晨光》结尾的那句话：“晨光或许微弱，但只要它来了，就一定会照亮每一个角落。”
她想了很久还是把《伤痕》也投进了邮箱。
家中，李晓冬正在帮姐姐们梳理数学知识点。见母亲回来，他抬起头，目光里带着无声的询问。
苏婉清笑了笑，轻轻点头：“《晨光》《伤痕》都投出去了。别担心，两篇都是好作品，都会有回音的。”
李晓冬心中悬着的石头悄然落地。他知道，投稿只是漫长征途的第一步。接下来，是耐心的等待，更是全力以赴的复习。高考的足音日益清晰，文学的梦则刚刚抽芽——他必须稳扎稳打，两手都要抓紧。
他重新低下头，笔尖在笔记本上留下一行端正的字迹：“知识改变命运，文字传递力量。”
窗外的阳光正好，透过玻璃，流淌在纸页上，照亮了那些工整的钢笔字，也照亮了这个少年重生之后坚定向前的路途。1977年的春天，万物仍在悄然酝酿，而《晨光》这篇稚嫩却真挚的小说，已如同一颗轻盈的种子，被投进了时代广阔而松动的土壤里。
它或许要经历风雨，或许要等待破土而出的时机，但李晓冬相信，它终会生根发芽，甚至开出花来。而《伤痕》，这篇承载着历史隐痛的作品，也终将向世界诉说那些被遗忘的故事。因为无论是温暖的希望，还是深刻的疼痛，都是这个时代最真实的模样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