牛皮纸信封躺在《京都文艺》编辑部收发室那堆积稿堆里，并不起眼。
负责初筛的年轻编辑王循，每天要处理几十封这样的投稿。他扫一眼标题和开头几行，大多数时候，心里就已经下了判断。公式化的歌颂，生硬的矛盾，千篇一律的工农兵形象……看得人眼皮发沉。
直到他拆开那个来自“北京电影学院教职工家属区”的信封里边两篇稿件。
《晨光》与《伤痕》。
都是两个字。标题不是常见的《春满大地》或者《战歌嘹亮》。
《伤痕》开头是简洁的景物描写，边疆冬日的苍凉，一封电报的到来。笔触冷静，却隐隐透着不安。王循原本漫不经心的姿态，慢慢坐直了。他读到了女主人公沈青在颠簸卡车上紧攥电报的细节，指节发白，眼神望着窗外“飞速倒退的、如同被剥去皮肉的荒原”；读到了她记忆中离家那天，母亲偷偷塞进她行囊的、还带着体温的煮鸡蛋，和那句被风吹散了的“好好的”。
没有口号，没有直白的控诉。但那种被时代洪流裹挟、亲情被粗暴割裂的痛楚，却透过克制的文字，丝丝缕缕地渗出来，缠绕住读者的心脏。
一口气读完了全部八千字。
当他看到沈青最终推开家门，面对母亲简陋的灵位和空荡的房间，没有嚎啕大哭，只是“慢慢蹲下去，用手掌去捂那冰冷的水泥地，仿佛想从那里面捂出一点点母亲残留的温度”时，他的眼眶不受控制地发热了。
当他读到沈青从母亲珍藏的油布包里，翻出自己儿时画得歪歪扭扭的“全家福”，背面是母亲用铅笔写的、早已模糊的“青青五岁”时，一滴眼泪终于砸在了稿纸上。
办公室里很安静，只有老式挂钟的滴答声。王循坐在那里，手里攥着那摞稿纸，半晌没动。心里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，又像有什么东西被打开了。
这稿子……太好了。好得让他心惊肉跳。
他不敢擅自处理。深吸几口气，他拿着稿子，走向里间副主编李清泉的办公室。李清泉是编辑部的老人，头发花白，戴着深度眼镜，以严谨和眼光独到著称，也经历过不少风雨，处事稳重。
“李老师，您看看这个。”小王把稿子放在桌上，声音还有些发紧。
李清泉从一堆校样中抬起头，看了看小王的神色，又看了看稿子的标题，没说话，拿起稿子，掏出老花镜戴上。
他看得很慢。办公室里的光线渐渐从上午的明亮转为午后的柔和。李清泉始终维持着一个姿势，只有偶尔翻动稿纸时轻微的沙沙声。他的表情很平静，但拿着稿纸的手指，指节却渐渐绷紧。
看到沈青发现母亲珍藏的旧物时，他摘下了眼镜，用拇指和食指用力按了按鼻梁两侧，然后重新戴上，继续看。
终于，他看完了最后一页。将稿纸轻轻放在桌上，双手交握，望着窗外发了很久的呆。
“作者信息？”他问，声音有些沙哑。
王循连忙把信封和附在稿子前的简短信笺递过去。信笺上字迹工整：“编辑同志您好，冒昧投稿习作《晨光》《伤痕》两篇，敬请批评指正。作者：李晓冬。通讯地址：北京电影学院教职工家属区X栋X号（苏婉清代转）。”
“李晓冬……”李清泉念着这个名字，眉头微蹙，“没听说过。看文笔，老辣沉郁，不像年轻人。但这个地址……苏婉清？是电影学院那位苏老师？代转……是她的子侄辈？”
“李老师，这稿子……”王循试探着问。
林淮安沉默了片刻，手指在稿纸上轻轻敲着，那是他思考时的习惯动作。“笔力很深，情感极真。”他缓缓道，“通篇没有一句怨言，却处处是无声的悲怆。写的是个人遭遇，照见的是时代之殇。这样的题材，这样的写法……”他顿了顿，看向王循，“你觉得呢？”
王循鼓起勇气：“我觉得……写得太好了。李老师，现在上面风向好像在变，强调‘实事求是’、‘解放思想’……这篇小说，是不是恰恰写出了很多人心里有、却不敢说的东西？它或许……正当其时？”
李清泉目光复杂地看了王循一眼“你看得倒准。”他叹了口气，“正因为它可能‘正当其时’，才更要慎重。这样的作品，发表出去，要么石破天惊，要么……万劫不复。”
他重新拿起稿纸，仔细地又看了看结尾处。“但这样的作品，不该被埋没。”他像是在对王循说，也像是在对自己说，“艺术的生命在于真实，在于对人的关怀。这两篇《晨光》《伤痕》，担得起‘真实’二字，也饱含了最深切的关怀。”而且一起发或许会引起较大关注。
“那……”
“这样，”李清泉做出了决定，“稿子先留下。我亲自处理。对外不要声张。尤其是作者信息，仅限于你我知晓。”
“是，李老师。”
“还有，”李清泉补充道，“你去查一下，最近有没有类似的来稿，或者……文艺界内部有没有什么关于创作方向的新动态、新讨论。”
王循心领神会，知道李老师这是要综合评估风险与时机，同时也要确认两篇《晨光》《伤痕》并非孤立的存在，而是可能契合某种正在萌动的潮流。
稿子被李清泉锁进了抽屉。但《晨光》《伤痕》带来的那种震撼与思索，却留在了两人的心里，也开始在这个看似平静的编辑部里，激起一丝微澜。偶尔有相熟的编辑问起王循那天神不守舍的样子，他只含糊说看到一篇不错的来稿。但“《伤痕》”这个标题和它带来的那种沉重而真切的阅读感受，却像一颗种子，悄然在少数几个人心中埋下了。
一周后，李晓冬家。
晚饭桌上，气氛有些微妙。李南方扒拉着碗里的米饭，几次看向苏婉清，欲言又止。苏婉清则显得有些心不在焉，给孩子们夹菜时差点碰到了汤碗。
“妈，您怎么了？是不是稿子……”李晓冬轻声问。他一直在计算着时间，《京都文艺》的审稿周期，他心里大概有数。
苏婉清回过神，勉强笑了笑：“没事，就是工作有点累。”她顿了顿，还是低声说，“稿子……投出去快十天了，还没消息。正常的话，也该有初步回复了。”
李南方清了清嗓子：“没消息就是好消息。最近审稿严得很。”他看似在安慰，眉宇间却也有化不开的担忧。他不懂文学，但他懂政治。儿子写的那东西，他虽未细看，但听妻子转述了大概，心里就一直绷着一根弦。
就在这时，门外传来清脆的自行车铃声和熟悉的招呼声：“妈！爸！我回来啦！”
是二嫂薛茹萍。她在北京电影制片厂有个小角色试镜，顺路回家吃饭。薛茹萍穿着一件时兴的米黄色仿军装上衣，围着红格子围巾，带着一身外面的寒气，笑容明媚地进了屋。
“哟，今儿什么日子，都齐了？”她脱了外套，洗了手，利落地坐到桌前，眼睛亮晶晶地扫过众人，最后落在苏婉清脸上，“妈，您脸色不太好？是不是我们冬子又气您了？”她调侃地看向李晓冬。
李晓冬无奈地笑笑。这个二嫂性子活泼，是家里的开心果。
苏婉清摇摇头，给她盛了碗汤：“没什么，就是有点担心冬子那稿子。”
“投稿？”薛茹萍来了兴趣，“小弟写文章投稿了？投哪儿了？写的什么？”她一连串地问。
在家人简单的解释后，薛茹萍眼睛瞪得更大了，饭也顾不上吃了：“《晨光》《伤痕》？这名字……听着就带劲！你真敢写！小弟，你可以啊！不声不响的！”
“茹萍，”李南方沉声开口，“你在外面，听到什么风声没有？关于……文艺创作这方面的？”
薛茹萍筷子顿了顿，脸上的笑容收敛了些，显出几分认真。她放下碗：“爸，您还别说，这些天在厂里和剧团，还真听到些议论。”她看了看苏婉清和李晓冬，“说是……上面好像是有新的精神传下来，鼓励文艺工作者‘大胆探索’，‘反映人民群众的真实生活和情感’。有几个老编剧私下说，风向好像真的在变，以前不敢碰的题材，现在或许可以试试了。不过大家都还在观望，谁也不敢第一个蹚水。”
她的话，像一颗小石子投入沉寂的湖面。
苏婉清的眼神亮了起来。
李南方的眉头却皱得更紧。军人的直觉让他保持着警惕。“鼓励探索是好事，但也要注意分寸。冬子的文章……”
“爸，”薛茹萍快人快语，“我觉得吧，现在这情形，小弟的文章要是真写得好，说不定反而赶上了好时候！咱们厂里好些人都在找本子呢，要找那种能打动人、有新意的。光唱赞歌，观众也腻了。切，再说一个小屁孩能会犯什么错误，甭担心。”
她的话虽然带点天真，却指向了一个核心：读者（观众）的需求在变化，时代呼唤更能触动人心的真实表达。
这时，一直默默吃饭的李晓雪忽然抬头，小声说：“小弟那文章，虽然我没看过，但听妈说过一点……我觉得，写的就是真事，真感情。这有什么不对吗？”
李晓雨也怯怯地点头。
李南方看着儿女们，看着妻子眼中重新燃起的光，沉默了。他最终只是长长地出了口气，拿起筷子：“吃饭吧。是福不是祸，是祸躲不过。等消息吧。”
又过了三天。下午放学后，李晓冬刚进家门，就看到母亲苏婉清手里拿着一封信，站在屋子中间，背对着他，肩膀似乎在微微颤抖。
“妈？”李晓冬心猛地一提。
苏婉清转过身来，脸上没有泪水，却有一种极度复杂的神情，像是震惊，像是喜悦，又像是深深的忧虑。她把信递给李晓冬，声音有些飘忽：“《京都文艺》……编辑部的回信。”
李晓冬接过信。信封是《京都文艺》的标准信封。两张汇款单一张70元，一张84元。两份稿费，说明都会刊发。抽出信笺，是编辑部的专用稿笺，上面是钢笔书写的字迹，刚劲有力：
“李晓冬同志：来稿《晨光》《伤痕》收悉。经审阅，作品情感真挚，笔力深厚，独具一格。我刊拟留用，刊发于近期。请勿再投他处。具体刊期确定后另行通知。另，请提供作者简要情况（年龄、职业等）以备刊载。望继续努力，创作出更多优秀作品。此致，敬礼！《京文都艺》编辑部。X年X月X日。”
拟留用！
简单的三个字，却重若千钧。这意味着，《晨光》《伤痕》通过了初审，甚至已经得到了发表的认可！
信的最后，是编辑的个人附言，字迹与正文相同，但更随意些：“大作读罢，心潮难平。盼面谈。李清泉。”
李清泉！李晓冬记忆中有这个名字，这是《京都文艺》的资深副主编，一位有眼光、有风骨的文学前辈。他想见自己？
不仅《伤痕》被认可了，自己构思的《晨光》也被认可了！巨大的喜悦如潮水般涌来，但随即又被更深的思虑压下。发表了，然后呢？《晨光》《伤痕》这样的作品，一旦面世，会引发怎样的反响？赞誉还是批判？平静还是波澜？
苏婉清看着儿子脸上瞬息万变的神色，走上前，轻轻按住他的肩膀：“冬子，妈不知道该为你高兴，还是……”她叹了口气，“李清泉我听说过，是个正派的文人。他想见你，或许……是想确认一些事情，或者，想保护你。”
保护？李晓冬明白了母亲的意思。一个能写出《晨光》《伤痕》的作者，在编辑部看来，很可能是有相当生活阅历和文学积淀的中年人，甚至老年人。当他们发现作者是一个十六岁的高中生时，震惊之余，恐怕也会更加慎重，甚至可能会以某种方式，帮他缓冲作品可能带来的冲击。
“妈，我该去吗？”李晓冬问。
“去。”苏婉清斩钉截铁，“但妈陪你一起去。有些话，妈来说。”
李晓冬握紧了手里的信纸。纸张粗糙的质感透过指尖传来，无比真实。
他知道，从他决定写下《伤痕》的那一刻起他的笔，已经触碰到了这个时代最敏感、最疼痛的神经。
而此刻，回信的到来，意味着那无声的惊雷，终于要破开云层，在1977年北京的春天。关于首次恢复高考那等同于高中水平的资格应该也满足了，高考的路已应该铺平了。
他的文学之路，将以这样两篇带着痛感与希望的作品，正式起航。
窗外，一声惊雷后，飘起了细细的春雨，无声地滋润着干涸的大地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