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京都文艺》编辑部的会议室里会议桌两端坐着七八位编辑，人人面前摊着 1977年五月刊的清样，目录页上，小说栏目最顶端的两行黑体字格外扎眼：《伤痕》，作者：李晓冬；《晨光》，作者：李晓冬。
“老李，这事得再掂量掂量。”资深编辑老赵敲了敲清样，指节泛白，“两篇小说的文笔没得说，情感也真，可这题材太扎手了。《晨光》还好，写的是日子在变好，暖人心；可《伤痕》呢？通篇都是遗憾、伤痛，娘俩到死没见着最后一面，这调子也太沉了！”他压低声音，“咱们刊物向来倡导昂扬向上，这篇发表出去，上面会不会说咱们放大阴暗面？万一惹来麻烦，谁担得起？依我看，不如只发《晨光》，稳妥。”
“我不同意！”年轻编辑王循“腾”地站起来，脸涨得通红，额角的青筋都跳了起来，“赵老师，什么叫放大阴暗面？那十年里，多少家庭跟小说里一样，骨肉分离、阴阳两隔，这是实实在在的痛！《伤痕》写的不是绝望，是母亲藏在棉袄里的信，是临终攥着的照片，是女儿迟来的理解——这是人性里最坚韧的东西，比喊一百句口号都有力量！读者需要的是真实的共鸣，不是悬浮的赞歌！”
“小王！注意分寸！”老赵拍了下桌子，烟灰簌簌往下掉，“你年轻，不懂这里面的门道！政策风向变得快，万一踩了线，不仅刊物受影响，咱们这些人都得担责任！”
“我觉得小王说得有道理。”负责诗歌栏目的女编辑陈静轻声开口，声音带着刚哭过的沙哑，“我昨晚读《伤痕》，哭了半宿。不是因为难过，是因为感动。太久了，我们太久没读到这么不掺假的文字了。它没控诉谁，没指责谁，就写一对母女的思念，可这思念里藏着的，是一代人的委屈。这种真实，比任何‘光明’都更能抚慰人心。”
会议室里吵成了一团，有担忧风险的，有力挺作品价值的，还有人提议把《伤痕》改改结尾，加个“前途光明”的收束，却被立刻反驳“画蛇添足”。所有人的目光，最终都落在了一直沉默的总编辑谭谊身上。
谭谊头发花白，眼角的皱纹里刻着岁月的痕迹，他是经历过战乱和动荡的老编辑，向来谨慎却也有风骨。他指尖慢慢划过清样上“李晓冬”三个字，缓缓开口：“清泉，作者你见过了？”
“见过了。”李清泉摁灭烟头，声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激动，“是个十六岁的高中生，北电苏婉清老师的儿子。”
“什么？”
“十六岁？”
会议室里瞬间静了下来，随即爆发出更大的惊愕。老赵张了张嘴，半天没合上：“这……这文笔，这对世事的体察，怎么可能是个十六岁的孩子写的？”
“千真万确。”李清泉点头。
谭谊沉默了许久，手指轻轻敲击着桌面，发出“笃、笃”的声响，在寂静的会议室里格外清晰。“后生可畏啊。”他长长叹了口气，目光扫过众人，“诸位，我们办刊物，究竟是为了什么？是为了粉饰太平，还是为了记录真实、抚慰人心？现在中央提倡实事求是、解放思想，咱们文艺工作者，总不能还抱着老框框不放发！两篇都发出了任何问题，我来担着！”
谭谊一锤定音，会议室里的争论戛然而止。李清泉心里的石头落了地，却又生出一丝忐忑——这篇小说，就像一颗投入静水深潭的石子，不知道会激起怎样的涟漪。
1977年五月十日，新一期《京都文艺》正式上市。绿色的邮车穿梭在京城的大街小巷，将刊物送进邮局、书店，再通过信件，寄往全国各地。
最初的两天，一切风平浪静。《京都文艺》的读者多是文艺爱好者和知识分子，反响虽好，却也仅限于小圈子里的传阅讨论。直到第三天，平静被打破了。
燕京大学的中文系教室里，一位年轻讲师在课堂上，破例拿出《晨光》和《伤痕》，当成“新时期文学真实性”的案例来讲。当他读到《伤痕》里母亲临终攥着照片的情节时，教室里鸦雀无声，有几个经历过那段岁月的学生，悄悄红了眼眶。下课后，学生们围着讲师追问作者是谁，争相传阅那本刊物。
消息像长了翅膀，很快传到了水木大学、京都师范大学，再到作协、文联的圈子里。
样刊还没收到，第一个把消息传到家里的，是二嫂薛茹萍。
那天正下着毛毛雨。她没打伞，头发和衣服都淋湿了，脸上却挂着抑制不住的兴奋，一进门就喊：“发了！小弟，你的小说发了！头条！两篇都发了！我买了。”
厨房里，苏婉清正忙着蒸馒头，闻言手里的锅铲“当啷”一声掉在灶台上，快步跑了出来，手在围裙上擦了又擦。李南方坐在客厅里看《全民日报》，也猛地放下报纸，站起身，眼神里满是意外。里屋复习的李晓雪、李晓雨听到声音，也飞快地跑了出来，围在薛茹萍身边。
薛茹萍小心翼翼地掀开塑料布，把崭新的刊物递到李晓冬手里。油墨的清香混着雨水的湿气扑面而来，目录页上，“《伤痕》，作者：李晓冬”几个铅字，黑得发亮，赫然印在最上边，下面紧跟着《晨光》的标题。
苏婉清接过刊物，手指轻轻抚过儿子的名字，指尖微微颤抖，眼眶瞬间就红了。她翻到《伤痕》的正文，看着那些熟悉的文字变成整齐的铅字，眼泪终于忍不住掉了下来，滴在纸页上，晕开一小片墨迹。
李南方凑过来，看看儿子沉静的脸，伸出手用力拍了拍他的肩膀什么都没说，只是眼神里多了几分从未有过的骄傲。
接下来的几天，家里的绿色信箱变得格外热闹。每天都有几封来自全国各地的读者来信，信封上的邮戳五花八门，有北京本地的，有上海的，还有来自偏远县城的。
苏婉清特意找了个铁盒子，把信件都收在里面。有读者在信里说：“读《伤痕》时，我想起了我的母亲，她也是在我插队时去世的，我们没能见最后一面。”还有位中学老师来信，说想把《晨光》课堂读学生们”。
但也有措辞尖锐的信。语气却带着指责：“《伤痕》片面夸大了历史阴暗面，缺乏革命乐观主义精神，作者年纪轻轻，为何要宣扬这种消极情绪？”还有一封信更直接，质问“作者究竟想否定什么”。
李南方看到这些信时，指着上面的文字对李晓冬说：“树大招风。往后说话做事，都要多留个心眼，谨慎为上。”
李晓冬点点头，心里早有准备。1977年的中国，思想刚刚开始松动，《伤痕》这样的作品，注定会引发争议。但他不后悔，真实的疼痛，远比虚假的粉饰更有力量。
傍晚，二哥李晓夏下班后专门过来。他是市公安局的刑警，消息比常人灵通，只是此刻脸上没有了往日的爽朗，带着几分严肃。
他把李晓冬叫到院子里的老槐树下才低声说：“冬子，你的小说，我们局里不少人都看了。”
“哦？他们怎么说？”李晓冬问。
“看法差得远。”李晓夏靠在槐树干上，眉头微蹙，“有些老同志经历过那些事，说写得真实，是好文章。但搞政工的那些人，意见不小，说题材太敏感，怕影响稳定。”他看着弟弟年轻却沉稳的脸，语气凝重了些，“你心里要有数，这事现在已经不是简单的‘发表一篇小说’了，圈子里传得挺广，有人盯着呢。”
李晓冬心里一凛。二哥的话不是危言耸听，公安系统的态度，往往能反映出某些层面的倾向。他知道，自己已经站在了风口上。
“我明白，二哥，谢谢你提醒。”李晓冬诚恳地说。
李晓夏拍了拍他的肩膀：“自家兄弟，客气什么。爸和妈都为你骄傲，但也替你担心。你自己把握好分寸，别让人抓住把柄。”
夜里，李晓冬独自坐在书桌前。台灯的光昏黄而温暖，照亮了桌上的《京都文艺》和那盒读者来信。
他清楚，《晨光》和《伤痕》的发表，只是他文学之路的第一步。接下来，他要面对的，可能是更多的争议，更复杂的局面。但他不慌，因为他知道自己要写什么——写真实的人，写时代的痛，写藏在平凡日子里的希望。
桌上的台灯亮了一夜，李晓冬趴在桌上，写下了新的创作提纲。窗外，天渐渐亮了，东方泛起了鱼肚白，一缕晨光透过窗户，照在他的稿纸上，温暖而明亮。
1977年的春天，春雷已经炸响。他身后的家，那盏永远亮着的灯火，将是他最坚实的后盾，陪他走过风雨，迎接更广阔的天地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