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京都文艺》编辑部的电话，从五月中旬开始就没停过。
“喂，是《京都文艺》吗？我要订五十本五月刊！”
“我们书店的货三天就卖光了，能不能再补货？越多越好！”
“我是市知青办的，想给返城的知青们每人订一本，请问还有多少库存？”
李清泉的办公桌上，电话听筒几乎粘在了耳边，嗓子哑得说不出话，只能让同事帮忙记录订单。原本五月刊的计划发行量是八万册，这在当时的文艺刊物里已是不错的成绩，可谁也没想到，短短一周内，八万册就销售一空，各地的催货电话还在源源不断地打进来。
“老李，上海邮局要十万册，说那边的读者排着队买！”
“天津的新华书店的老鲁亲自跑来了，说愿意等，让我们优先给他们发货！”
“还有各地的文联，说要把《晨光》《伤痕》作为学习材料，批量订购！”
编辑部的同事们忙得脚不沾地，总编辑谭谊当机立断：“增发！立刻联系印刷厂，加班加点赶印！”
第一波增发十五万册，三天后出厂，刚运到各地邮局，就被一抢而空；第二波增发二十万册，依旧供不应求；第三波、第四波……到五月底，《北京文艺》五月刊的总发行量已经冲到了七十五万册，这个数字在 1977年的中国，简直是一个奇迹。
印刷厂的机器昼夜不停，工人们轮班倒，油墨和纸张的供应都成了难题，编辑部不得不派人四处协调。绿皮火车上，装满《北京文艺》的麻袋堆得像小山，随着列车驶向全国各地；邮局的绿邮车穿梭在城市和乡村的道路上，把这本小小的刊物，送到了无数读者手中。
六月初，按理说五月刊早已过了销售期，可各地的催货函依然如雪片般飞来。黑龙江的林场、云南的农场、新疆的生产建设兵团，甚至偏远县城的供销社，都在要求复刊增发五月刊。编辑部最终决定，再加印十万册，以满足读者的需求。
“七十五万册啊……”总编辑谭谊拿着统计报表，手都在抖，“我办了一辈子刊物，从没见过这样的盛况！”
这股浪潮，早已超出了文艺圈的范畴。《全民日报》文艺版率先刊发评论文章《真实的力量》，文中写道：“《晨光》与《伤痕》，一篇暖人心，一篇触人心。它们没有宏大的叙事，却以细腻的笔触，写出了一代人的悲欢离合，道出了无数人心中想说却未说的话。这样的作品，正是时代所需要的。”
随后，《红明日报》《工业日报》《全国青年报》等主流媒体纷纷转载评论，或节选两篇小说的精彩片段。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“文学欣赏”栏目，还特意邀请播音员朗读《晨光》，那温润的声音透过电波，传到了千家万户的收音机里。
地方媒体也不甘落后，沪海的《文汇报》开辟专栏，讨论“伤痕文学的时代意义”；羊城的《羊城晚报》刊登读者来信，分享阅读感受；就连偏远地区的地方正报，也转载了《晨光》的部分章节，配上编者按：“在新时代的曙光里，我们既要铭记历史，也要珍惜当下的希望。”
这两篇小说，像一颗投入江河的石子，激起了千层浪，击中了一代人的痛点与泪点。
在京都的胡同里，一群头发花白的老干部聚在槐树下，手里都捧着《京都文艺》，读到《伤痕》里母亲临终攥着照片的情节，有人忍不住抹起了眼泪：“想起了我的老战友，当年就是这样和家人分开的，到死都没见上一面。”
在沪海的弄堂里，返城的知青们围坐在一起，轮流朗读《伤痕》，读着读着，就有人哽咽：“这写的就是我们啊，当年插队的时候，谁不是盼着回家，谁不是担心着家里的亲人？”
在彩南的农场里，知青们把《晨光》抄在笔记本上，互相传阅，文中描写的图书馆排队、灯下读书的场景，让他们对未来充满了向往：“等返城了，我一定要好好读书，就是不知啊什么允许高考啊！”
在乡村的田埂上，民办教师把《晨光》读给学生们听，孩子们睁着好奇的眼睛，听着城里的故事，心里埋下了“好好学习”的种子；在工厂的车间里，工人们午休时围在一起，讨论着《伤痕》里的情节，有人说：“往后啊，可不能再让这样的遗憾发生了。”
李晓冬家的信箱，早已被读者来信塞满，苏婉清不得不找了两个大木箱来装。来信的读者形形色色，有知青、有干部、有教师、有工人，还有在校的学生。
有一封来自关西农村的信，字迹歪歪扭扭，是一位插队十年的知青写的：“李同志，我读《伤痕》时，哭了整整一夜。我插队的时候，母亲去世了，家里人为了不影响我，一直瞒着我，直到返城，我才知道真相。你的小说，让我把憋了这么多年的委屈都哭了出来，也让我慢慢放下了心里的疙瘩。谢谢你。”
还有一封来自京都某中学的信，是一群学生联名写的：“李晓冬同学，我们都很喜欢《晨光》，它让我们知道，学习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情。我们现在每天都在努力复习，希望今生还有机会能考大学，不辜负这个好时代。”
甚至有读者特意跑到军区大院，想亲眼见见李晓冬。那天，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人拄着拐杖，在门口徘徊了很久，见到苏婉清后，颤巍巍地说：“我是来谢谢你们家孩子的，他的小说，写出了我们这一代人的心声。”
校园里的反应更是热烈。《京都文艺》五月刊成了最抢手的刊物，同学们争相传阅，几乎人手一本，书页都被翻得卷了边。以前对李晓冬冷嘲热讽的赵卫东，也托人买了一本，读完后沉默了很久，再见到李晓冬时，脸上没有了往日的不屑，反而多了几分敬佩。
“李晓冬，你写的《伤痕》，真挺打动人的。”赵卫东挠了挠头，有些不好意思地说，“我爸也是知青，当年插队的时候，我奶奶去世了，他也没见到最后一面。他读了你的小说，跟我说，心里的石头好像落了地。”
陈红则成了李晓冬的“忠实读者”，她把《晨光》和《伤痕》读了一遍又一遍，还在书页上做了密密麻麻的批注。她找到李晓冬，认真地问：“你是怎么想到写这些故事的？我也想写东西，想记录下现在的日子。”
就连班主任李建国，也在课堂上提到了这两篇小说。他拿着《京都文艺》，语气里带着赞许：“李晓冬同学的作品，之所以能引起这么大的反响，是因为他写得真实、写得真诚。希望同学们都能向他学习，用心观察生活，用心感受时代。”
李晓冬的生活，因为这两篇小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。他成了小有名气的“作家”，走到哪里都会被人认出来，有人请他签名，有人向他请教写作技巧。北影厂、作协的人也找过他，想和他谈谈后续的创作计划。
苏婉清既欣慰又担忧，欣慰的是儿子的作品得到了认可，担忧的是这些光环会影响他的学习。“冬子，学习要放在第一位，创作可以往后放一放，先把功课抓好。”她语重心长地说。
李南方也难得地开口叮嘱：“出名是好事，但不能骄傲。你的路还长，好好学习是眼下最重要的事。”
李晓冬点点头，他心里清楚，文学是他的热爱，但高考是他实现梦想的阶梯。他把读者的来信和媒体的评论都收了起来，重新把精力投入到复习中。只是在夜深人静时，他会翻开那些来信，看着字里行间的感动与期盼，心里就会涌起一股力量。
他知道，《晨光》和《伤痕》的成功，不仅仅是他个人的成功，更是因为它们恰逢其时地击中了时代的脉搏。1977年的中国，正处在一个特殊的节点，人们需要一个情绪的出口，需要一种真实的表达，而他的小说，恰好扮演了这个角色。
窗外的阳光越来越炽热，六月的风带着夏天的气息，吹进了筒子楼。李晓冬坐在书桌前，面前堆着厚厚的复习资料，旁边放着那本已经被翻得破旧的《京都文艺》。他拿起笔，在笔记本上写下：“不辜负时代，不辜负自己。”
七十五万册的发行量，无数读者的共鸣，媒体的广泛报道，这些都成了他前进的动力。他知道，文学之路没有终点，高考之路也充满了挑战，但他有信心，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时代里，闯出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。
而《京都文艺》五月刊的故事，还在继续。它像一座桥梁，连接起了过去与现在，连接起了作者与读者，也连接起了一个时代的痛与希望。这股由两篇小说掀起的浪潮，还在缓缓蔓延，影响着更多的人，也见证着这个国家的苏醒与变革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