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京都青年报》的记者陆明，是在一个周日上午敲响李晓冬家门的。
他三十出头，戴着黑框眼镜，穿着洗得发白的中山装，挎着一个鼓鼓囊囊的帆布包，眼神里透着知识分子的敏锐和一股刨根问底的劲头。他是看了《晨光》《伤痕》之后，几经周折，才通过北电的关系，打听到作者住处的。
开门的是苏婉清。见到记者证和陆明诚恳的自我介绍，她略感意外，但很快恢复了镇定，将人请进客厅，同时让李晓雪去里屋叫李晓冬。
李南方正好在家，穿着便装，坐在沙发上看内参资料。见到记者，他不动声色地放下文件，起身微微颔首，算是打过招呼，却并没有离开，而是重新坐下，拿起一份报纸，目光却并未离开客厅中央。
陆明感受到了这个军人家庭略显紧绷的气氛，但他阅历丰富，并不在意，反而觉得更有探究价值。他打量着这个简朴却整洁的客厅，墙上的地图、角落里的军用水壶，都透露出主人的身份。
李晓冬从里屋走出来。他穿着普通的蓝布学生装，身形清瘦，面容还带着少年的青涩，但那双眼睛，却沉静得让陆明心里微微一惊。没有预想中的局促不安，也没有少年得志的轻狂，只有一种与年龄不符的平静。
“陆记者，您好。”李晓冬礼貌地问好，在母亲示意的椅子上坐下，腰背自然挺直。
“李晓冬同学，你好。”陆明打开笔记本，拿出钢笔，开门见山，“冒昧来访，是为了你的小说《晨光》《伤痕》。这篇作品发表后，在读者中，尤其在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中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。很多读者被深深打动，也有一些不同的声音。作为作者，你自己怎么看这篇小说？你创作它的初衷是什么？”
问题直接切入核心，也带着试探。
李晓冬没有立刻回答。他能感觉到陆明提问背后那种复杂的情绪：既有对“真实”的渴望，也有对“尺度”的谨慎，还有对年轻作者“动机”的探究。
“陆记者，”他开口，声音平稳，“我写《伤痕》，最初的想法很简单。我把周围很多人的经历写了出来.就是觉得，有些情感，它存在，但一直没人写出来。写成文字，或许可以是一种温柔的注视，让那些沉默的伤痛，能被看见，被理解。”他顿了顿，目光扫过一旁看似看报、实则凝神倾听的父亲，“这不是为了指责什么，更不是为了否定。相反，正是因为珍视那些在困难环境下依然没有熄灭的人性光亮——比如故事里母亲无言的守护，女儿最终的理解——我才想把它写出来。看见伤痕，是为了记住，更是为了更快地愈合。”
陆明飞快地记录着，笔尖沙沙作响。他抬头追问：“小说里的细节非常真实，情感冲击力极强。很多人好奇，你一个十六岁的学生，是怎么把握那种时代创伤和复杂亲情的？是来自你个人的经历，还是……”
这个问题更敏感，直指素材来源。苏婉清的手指微微收紧。李南方的报纸页角被捏出了褶皱。
李晓冬早有准备。他不能透露任何“超越时代”的认知，必须将一切归于“观察”与“共情”。他脸上露出符合年龄的、稍显沉重的思索表情。
“我个人的家庭是完整的，父母兄长都很爱护我。”他先定了基调，排除自身不幸的猜测，“但是，陆记者，我们这一代人，是在什么样的环境下长大的？我们的父母辈、兄长姐辈，他们很多人，都经历了那个特殊的年代。我的亲戚邻居，我的同学家里，我的老师，甚至我的一些亲人朋友……”他在这里用了模糊但合理的指代，“我听过、见过很多类似的故事。可能没有那么极端，但那种被迫的分离、小心翼翼的守护、无法言说的遗憾，是很多家庭共有的记忆。我只是把这些散落的、沉默的片段，用小说的方式聚拢起来，试图勾勒出那一代人共同的情感轮廓。”
他巧妙地将个人创作升华为一代人的心灵记录，将素材来源归结为广泛的社会观察与共情，既回答了问题，又避开了具体指向。
陆明眼中闪过赞许，但并未放松：“有评论认为，《伤痕》的基调偏向沉郁，是否过于聚焦于历史的伤痛面？你如何看待文学与时代精神的关系？尤其是，作为革命军人的后代，”他看了一眼李南方，“你如何平衡这种对‘伤痕’的书写与你所继承的红色传统？”
这个问题更尖锐，涉及立场和导向。李南方放下了报纸，目光如炬地看向儿子。苏婉清的心提到了嗓子眼。
客厅里一片寂静，只有挂钟的滴答声。
李晓冬感受到父亲目光的重量，也感受到陆明问题背后的时代叩问。他沉默了片刻他在认真思考后抬起头，目光清澈而坚定，先是看向父亲，然后转向陆明。
“陆记者，您说得对，我是革命军人的后代。我的爷爷奶奶，我的父母，还有很多我敬重的长辈，他们都是坚定的革命工作者。他们那两代人，为了理想和信仰，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牺牲。他们的信念，并没有因为岁月的艰难而有丝毫褪色。”
他的声音不高，却字字清晰，带着一种超越年龄的郑重。
“我写《伤痕》，恰恰是因为我珍视这种传承。伤痕是什么？是历史在前进道路上不可避免的颠簸留下的印记。看见它，铭记它，不是为了停留在疼痛里，而是为了更好地前行，让后来的路走得更稳。我父辈他们的信仰和奋斗，就是为了让这片土地上不再有新的、不必要的伤口。”
他顿了顿，仿佛在寻找最准确的表达，然后，一句在他前世耳熟能详、但在1977年的语境下却极具冲击力和新鲜感的话语，自然而然地流淌出来：“所以我不仅写了《伤痕》，还写了《晨光》，所以除了伤痕，还有希望，我一直有希望有信仰。”
他停顿了一下，缓缓地说：“如果信仰有颜色，那一定是中国红。这红色里，有烽火，有热血，有牺牲，当然……也可能有艰难岁月留下的、一些不易察觉的伤疤，当然我们还有希望。但正是所有这些，共同构成了这抹颜色的厚重与真实。而它的底色，永远是炽热的、向上的、充满希望的。我的写作，如果说有什么目的，就是希望用自己的笔，去触摸这抹颜色里所有的温度，包括它的炽热，也包括它曾经有过的、令人心痛的微凉。然后，用我这一代人的理解和方式，让它继续鲜亮地传承下去。”
话音落下，客厅里一片寂静。
李南方握着报纸的手，指节微微发白，胸膛明显地起伏了一下。他看着儿子，眼神极其复杂，有震惊，有震动，还有一种难以言喻的、深沉的情感在翻滚。那句“如果信仰有颜色，那一定是中国红”，像一记重锤，敲在他这个老兵的心坎上。他从未想过，儿子会用这样的方式，如此深刻又如此赤诚地，去理解、诠释并愿意继承他们那一代人的精神内核。
苏婉清的眼圈瞬间红了，她别过脸，用手指悄悄拭去眼角的湿润。儿子不仅懂文学，也这个家，懂这个国家，这一刻她很欣慰。
陆明完全愣住了。他采访过不少文人学者，也听过不少关于信仰和革命的论述，但从未从一个十六岁少年口中，听到如此既有个人情感温度，又有历史纵深感，更充满了诗意与坚定力量的表述。尤其是那句“中国红”，意象鲜明，情感浓烈，立场坚定，简直是神来之笔，是能点燃无数人心中共鸣的绝佳语句。他的笔在本子上飞快地移动，几乎要跟不上思维的激动。
“如果信仰有颜色，那一定是中国红……”他喃喃地重复了一遍，抬起头，目光灼灼地看着李晓冬，“李晓冬同学，我可以引用你这句话吗？在你的报道里？”
“当然可以。”李晓冬点点头，“这是我最真实的想法。”
接下来的采访，气氛明显不同了。陆明的问题不再充满试探和尖锐，更像是一种深入的探讨和交流。他问了李晓冬的阅读、学习情况，对当下文学的看法，未来的打算。李晓冬的回答始终诚恳而节制，既不过分谦虚，也不张扬，展现出一个早慧少年应有的风貌。
采访持续了两个多小时。陆明离开时，紧紧握着李晓冬的手：“谢谢你，晓冬同学。你的文章和你的话，给了我很大的触动和启发。报道出来，我会第一时间寄给你。”
送走陆明，家门关上。一家人还站在客厅里，气氛有些微妙。
李南方走到李晓冬面前，看着他，看了很久，久到李晓冬几乎以为父亲要训话。最终，李南方只是抬起手，重重地、又似乎带着无限感慨地，拍了两下儿子的肩膀。
“好……好。”他只说了这两个字，声音有些沙哑，然后转身，背着手走回了自己的房间，关上了门。但那微微发红的眼眶，没有逃过苏婉清的眼睛。
苏婉清走过来，一把搂住儿子，眼泪终于落了下来：“冬啊……我的好儿子……”她哽咽着，说不出完整的话。
李晓雪和李晓雨也围上来，看着弟弟，眼里满是崇拜和与有荣焉的光彩。
那天晚上，薛茹萍和李晓夏前后脚回来，听说了采访的事情和那句“中国红”，都是激动不已。薛茹萍直说：“这话说得太提气了！我可说不出来，团里那些老革命听了，保管热泪盈眶！”李晓夏则沉思着说：“这话有水平，有立场，也有温度。上面的人看了，应该也能放心不少。”
几天后，《京都青年报》的文艺副刊上，登出了陆明采写的长篇通讯《春雷与星火：访《晨光》《伤痕》作者、少年李晓冬》。文章详细记述了采访经过，高度评价了《伤痕》的文学价值和社会意义，并着重描绘了李晓冬作为革命军人后代的家风传承与思想成熟。当然，文章最醒目、被用作小标题并反复提及的是《晨光》，以及那句：
“如果信仰有颜色，那一定是中国红。”——李晓冬
报道一出，《晨光》引起的反响比《伤痕》更为广泛和热烈。这句话以其鲜明的意象、真挚的情感和坚定的立场，迅速在青年学生、知识分子乃至干部群体中流传开来。它巧妙地将个人情感、家庭传承与宏大叙事结合在一起，既回应了《伤痕》带来的关于历史伤痛的讨论，又旗帜鲜明地指向了继承与前进的方向。随后全民日报转载京都日报的报道，并发表了社论《如果信仰有颜色，那一定是中国红。》
李晓冬这个名字，连同“中国红”的比喻，不再仅仅是一个文学新人的符号，更成为了一种精神姿态的代名词。赞誉更多了，甚至有一些单位的团委、学生会来信，邀请他去座谈。那些之前隐晦的批评声音，在这句铿锵有力的话语面前，也悄然消失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