晚夏的北京像个巨大的蒸笼，蝉鸣声嘶力竭，仿佛要把所有的生命力在最后时刻喷发出来。在这座城市的街巷、公园、游泳池乃至某些家庭的院子里，却呈现着与李家截然不同的夏日图景。
对于大多数并非军人家庭、也缺乏明确消息渠道的普通家庭而言，“恢复高考”仍是一个遥远模糊的传闻。许多和李晓冬、李晓雪、李晓雨同龄的少男少女，正享受着可能是学生时代最后一个、也最无所事事的漫长暑假。
机关大院。陈向东光着膀子，和几个伙伴在树荫下甩着扑克牌，汗珠顺着少年人初显棱角的脊背滑下。他的父亲是机关小车班的司机，母亲在副食店上班，对他的期望是“高中毕了业，顶替你妈进店，或者让你爸托人找个厂子，安安稳稳”。报纸上那些文章，广播里若隐若现的风声，离他的牌局和即将到来的顶替名额，似乎都很遥远。他们大声谈笑着昨晚露天电影的情节，争论着“红旗”和“永久”哪个牌子的自行车更“威风”。
赵海燕穿着碎花裙，和女伴们坐在门槛上，一边择着豆角，一边小声哼唱着最近私下流行起来的《万疆》。她们或许不完全理解歌词里“血脉流淌”的深意，但那优美昂扬的调子，以及传说这是“一个公安家属和北电学生家庭一起弄出来的新歌”，让她们觉得新鲜又时髦。她们的话题，绕着刚刚读完的手抄本小说、百货商店新到的确良布料、还有文工团来京演出的传闻打转。高考？那好像是成绩顶尖、家里特别有“路子”或者有“念想”的人才会去琢磨的事。赵海燕的母亲从公共厨房探出头喊：“燕子！别光顾哼歌，留神豆角里的虫子！下午去街道领糊纸盒的活儿，贴补家用！”
学校操场，傍晚。一群男生在尘土飞扬的篮球架下奔跑喊叫，发泄着过剩的精力。他们中有人隐约听老师提过“可能以后大学要凭真本事考了”，但随即被同伴的玩笑淹没：“考大学？那得是‘秀才’！咱们这号人，到时候响应号召上山下乡，广阔天地练红心呗！”汗水和灰尘混合在一起，在夕阳下画出青春的剪影，带着一种茫然的、随波逐流的活力。
这些画面，是77年夏天大多数城市青年的常态。未来像隔着一层毛玻璃，朦胧而不迫切。生活的惯性、家庭的现实安排、以及信息的不对称，让他们沿着一条看似既定的轨道滑行，自由自在，却也夹杂着不易察觉的虚空与彷徨。
而李家，则是这幅夏日中一个紧绷的、高度秩序化的“异类”。窗外的蝉鸣、街头的喧嚣，都被那扇挂着军绿色窗帘的窗户隔绝在外。
客厅已彻底改造成“前线刷题指挥部”。李南方发挥军事才能，绘制了详细的“复习攻坚阶段学科部署与重点配系图”（实为三姐弟各科进度与薄弱环节分析表），贴在墙上最醒目位置。时间被分割成以半小时为单位的区块，精确分配给预习、做题、背诵、错题复盘、体育锻炼和吃饭休息。清晨五点半，军号闹钟准时响起；晚上十点，统一熄灯。除了收听固定的新闻节目，收音机不得开启。李南方本人就是最严格“监督员，眼神比巡逻哨更锐利。
苏婉清是“后勤部长”兼“高级参谋”。她变着花样准备营养均衡的饭菜，保证绿豆汤的供应，还要负责语文、政治科目的疑难解答和作文思路点拨。她常常在深夜，等孩子们睡下后，还在灯下仔细阅读儿子写过的《伤痕》和《晨光》，试图从中提炼出更普适的情感表达方法和结构技巧，用以启发女儿们的作文。
在这个高压且封闭的环境里，三姐弟呈现出不同的状态。
李晓雨是最让人省心也最让人心疼的。她文静内向，执行力极强，能一丝不苟地完成父亲制定的所有计划。但她常常陷入“方法正确，但突破无力”的瓶颈，面对数学物理的综合难题，会反复演算到嘴唇发白，眼里蓄满因自我怀疑而产生的泪水，却很少出声求助。直到李晓冬发现，用一句“解，这道题就像你织毛衣时找那个关键的线头……”的比喻，才能让她豁然开朗。她也是《万疆》童声部分最认真的“小教练”，对旋律和歌词有独特的敏感，这份细腻后来悄然影响了她报考北电编剧专业的选择。
李晓雪则像一团活泼的火焰，在纪律的框架内左冲右突。她聪明，反应快，但容易浮躁。做历史题时，她会突然拍桌：“这帮古人怎么这么能折腾！”被父亲瞪一眼后吐吐舌头，又埋头苦读。她是“家庭学习小组”的气氛调节剂，也是体能的标杆，拉着弟弟姐姐在晨跑时较劲。她对《嫂子》的歌词有强烈的共鸣：“咱大嫂就是这样！又飒又暖！”这股子鲜活的生命力和表现欲，早已为她通向中戏表演系埋下了伏笔。
李晓冬，是这个特殊小组的主力。他不仅要自己高速前进，还要随时化身“情绪调节员”。他帮姐姐们找学习方法；他把历史事件编成有冲突、有人物的微故事，助她们记忆；他观察到大姐在政治经济学原理上的困惑，就用“工厂生产一件衣服需要多少布、多少线、工人多少时间，这些怎么算钱、怎么交换”的生活化例子来类比。偶尔，当姐姐们被题海淹得透不过气时，他会轻声提起《万疆》里那句“难同当，福共享”，或者《嫂子》中“借你一副身板”的坚韧，无言地传递着一种“我们在一起”的力量。
有时，傍晚短暂的休息时间，他们会听到窗外传来同龄人呼朋引伴去游泳、乘凉的欢笑声。李晓雪会趴在窗口羡慕的叫喊再看一会儿，然后甩甩头，回到书桌前，嘟囔一句：“等考完了，我要游个够！”李晓雨则默默低下头，加快了笔速。李晓冬回想起前世那些截然不同的夏天，心下微叹，但眼神更加坚定。他知道，这看似“不自由”的刷题，恰恰是为姐姐们争取未来最大的选择自由。
李南方敏锐地察觉到了这种来自外界的、无形的对比和诱惑。一天晚饭后，他罕见地没有立刻催促孩子们学习，而是点了支烟，看着他们，缓缓说道：
“外面那些笑声，我听到了。觉得苦，觉得闷，觉得不如人家自在，是不是？”
三个孩子都没说话。
“人这一辈子，紧要处就那么几步。”李南方的声音不高，却像锤子敲在心上，“现在，就是你们最要紧的一步。别人笑，是因为他们的路，也许早就被家长、被环境定好了，是进厂，是下乡，是接替父母。他们不用选，也好像没得选。所以今天可以笑，可以玩。”
他顿了顿，目光扫过儿女年轻的脸庞：“但你们不一样。你们面前，可能正摆着一个靠自己本事去搏一个全新未来的机会。这条路，没人能替你们走，也没人能保证结果。它就是要坐冷板凳，要流汗，要咬牙。现在看，是他们自在。可十年后、二十年后回头看，真正不后悔的青春，是自己挣来的选择权，而不是自以为是的自在。”
“咱们家不是‘别人家’，我也不要求你们当‘别人家的孩子’。”李南方掐灭了烟，“我只要求你们，对得起自己心里那点心气，对得起这个可能给你们最好机会的时候。现在每一分‘不自在’，都是将来你们面对世界时，腰杆能挺多直的底气。”
说完，他起身，背着手走向阳台，留下一个沉默却如山岳般的背影。他知道，他和父辈是靠生命和信仰争取国民的“公平和自由”，他的孩子们要靠努力和刻苦为未来获取他们自己的“公平和自由”。
客厅里安静极了。窗外，不知哪家的孩子哼唱的旋律，渐渐飘远。李晓雪深吸一口气，重新摊开了物理练习册。李晓雨擦了一下眼角，继续攻克那道卡了她半天的几何题。李晓冬则望向窗外沉沉的夜色，万家灯火中，有多少不同的夏天正在上演。
在这个1977年，北京城里，自由嬉戏的青春是一种真实，伏案苦读的青春是另一种真实。而李家的孩子，在父亲铸监督和母亲提供的温情陪伴中，正将他们灼热的青春，孤注一掷地押向那个尚未揭晓、却已隆隆作响的未来。他们与窗外那些“自由开心”的玩伴之间，隔着的不仅是一扇窗，更是一条正在悄然分叉的历史路径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