汽车在尘土飞扬的土路上颠簸，我靠在车窗上，看着窗外飞速倒退的白杨树。县城到第一个乡镇王家集有三十多里路，客车是那种烧柴油的老式中巴，车厢里挤满了赶集的村民，空气中混杂着咸菜、牲畜粪便和劣质烟草的味道。我紧紧护着怀里的帆布包，五百块钱被我分成了三部分，贴身缝在腰带里一部分，帆布包的夹层里藏了一部分，剩下的零钱装在裤兜里，这是我从矿上学会的保命法子，在那个现金比命还金贵的年代，一点疏忽都可能让一切归零。
王家集的供销社坐落在镇子的中心，红砖砌成的门面已经褪色，门口挂着的“发展经济，保障供给”的标语被风吹得卷了边。我推开吱呀作响的木门，柜台后的老会计正戴着老花镜拨弄算盘，听到动静，他抬起头，浑浊的眼睛上下打量着我这个陌生的外乡人。
“同志，买点啥？”老会计的声音带着浓重的乡音，手指还停留在算盘的珠子上。
我攥了攥口袋里何文给的纸条，上面写着：王家集供销社，国库券收购价六折，优先收1988年、1990年的五年期券。我尽量让自己的语气显得自然：“大爷，我不是买东西的，我听说乡里的老百姓手里有不少国库券，想问问您，有没有人愿意出手？我按市价收。”
老会计的眉头瞬间皱了起来，算盘珠子被他拨得“噼里啪啦”响：“国库券？那是国家发行的，能兑取利息，谁会随便卖？再说了，私下倒卖国库券是违规的，小伙子，我劝你别打这个主意。”
我心里一沉，何文说的困难果然不是吓唬人。我从帆布包里掏出两个玉米饼子，递了一个给老会计：“大爷，我知道规矩，我也是没办法。家里孩子生病，急着用钱，只能高价收点券，提前兑现救急。我不跟供销社打交道，就问问您，村里谁家手里有这东西？我亲自上门收。”
老会计的目光落在玉米饼子上，喉结动了动。九十年代的乡镇，虽然温饱已经不成问题，但粗粮依旧是普通人家的主食。他沉默了片刻，把玉米饼子推了回来：“我不能跟你说谁家有，这不合规矩。不过逢集的时候，东头的李老汉、西巷的王寡妇，都来供销社问过国库券兑现的事，说是等钱给孩子交学费。你要是真有诚意，就去那边碰碰运气。”
我连忙道谢，转身走出了供销社。王家集的集市正热闹，摆摊的小贩吆喝着，挑着担子的村民挤来挤去。我按照老会计的指引，先找到了东头的李老汉。他正坐在槐树下卖自家种的红薯，枯瘦的手指上布满了裂口。我蹲下身，假装买红薯，慢慢跟他搭话。
“大爷，您这红薯多少钱一斤？”
“一毛五，自家种的，甜得很。”李老汉头也不抬地说。
我买了五斤红薯，把钱递给他，顺势提起了国库券：“大爷，我听说您手里有国库券？我这边能提前兑现，比银行的利息还高点，就是想帮衬一下急用钱的老乡。”
李老汉的身体猛地一僵，警惕地看了我一眼：“你是干什么的？工商的？”
“我就是个普通的打工的，家里孩子生病急用钱，想着收点券周转，也给老乡行个方便。”我把秀莲和盼儿的事情简化了一下，语气里带着真诚。
李老汉沉默了很久，最终还是松了口。他从怀里掏出一个用手帕包了三层的小布包，里面躺着三张100元面值的1990年国库券。“这是我攒了三年的养老钱，本来想等到期拿利息，可小孙子考上了县城的中学，学费要两百块，实在没办法了。”
我按照何文的要求，压到六折收了下来，递给他180块钱。李老汉数了三遍钱，眼泪掉在了皱巴巴的纸币上：“谢谢你啊小伙子，这下孙子的学费有着落了。”
离开李老汉，我又找到了王寡妇。她的情况更窘迫，丈夫前年在工地出了事故，留下一屁股债，手里的两张50元国库券，是她唯一的积蓄。我同样以六折的价格收下，看着她抱着孩子瘦弱的背影，心里五味杂陈。我知道自己赚的是差价，可如果不是我，这些国库券在他们手里，可能还要等好几年才能兑现，而他们的难处，却等不起。
一上午的时间，我跑遍了王家集的大街小巷，总共收了八张国库券，面值加起来有800元。按照何文的要求，六折收购，我花了480元，口袋里的本金只剩下20元。我不敢停留，立刻赶往第二个乡镇李家坳，那里的供销社规模更小，村民的防备心也更重。
李家坳的路是土路，刚下过小雨，泥泞不堪。我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，帆布包里的国库券被我小心翼翼地护着，生怕被雨水打湿。走到半路，身后突然传来了摩托车的轰鸣声，我心里一紧，以为是工商的人来了，下意识地把帆布包往怀里塞，转身就往旁边的玉米地跑。
摩托车在我身后停下，一个粗嗓门的男人喊：“喂！那个小伙子，跑什么？”
我躲在玉米秆后面，握紧了腰间的柴刀。看清来人后，我松了一口气——是邻村的二柱子，以前在矿上跟我一起干过活。“柱子哥？你怎么在这？”
二柱子跳下摩托车，递过来一瓶水：“我给镇上的小卖部送货，看你鬼鬼祟祟的，还以为是小偷呢。你这是干啥去？”
我简单跟他说了一下收国库券的事，二柱子拍了拍我的肩膀：“你这胆子也太大了！前阵子镇上的老周倒腾这个，被工商抓了，罚了一千块呢。不过你要是需要帮忙，李家坳的张主任我认识，他手里肯定有不少券，就是架子大，不好打交道。”
在二柱子的引荐下，我见到了李家坳的村主任张卫国。他是个四十多岁的男人，家里盖着两层的小楼，在村里算是数一数二的富裕户。听说我收国库券，他先是冷笑了一声，说我小打小闹成不了气候，可当我拿出何文的名字时，他的态度立刻变了。
“你是何老板的人？”张卫国的眼睛亮了起来，“早听说何老板在县城做大宗的国库券生意，我手里有五十张五年期的券，要是你能按七折收，我全卖给你。”
七折远超何文规定的六折收购价，我心里犯了难。拒绝的话，会错过这笔大生意；答应的话，不仅会亏掉本金，还可能被何文责怪。我站在张卫国的客厅里，看着墙上挂着的“劳动模范”的奖状，突然想起了工棚里秀莲的眼泪，想起了盼儿的咳嗽。
我咬了咬牙，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……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