送走计生办的人后的第三天，晨雾依旧笼罩着山林，但小院里的空气不再像之前那样凝滞得让人喘不过气。我把姑妈家能用的家当一一打包：一床打满补丁的棉被，几个粗瓷碗，还有那把我磨了无数次的柴刀——如今它被我用布包好，塞进了蛇皮袋的最底层，就像收起了那段孤身反抗的过往。
壮壮一大早就骑着嘉陵摩托去了山下的镇上，买回来两张去往县城的汽车票，还有几块用油纸包着的红糖糕。“姐夫，汽车下午两点开，我们收拾利索点，姑妈年纪大了，别让她在路上遭罪。”他一边帮我把木箱绑在摩托后座，一边说着，黝黑的脸上看不出丝毫对未来的焦虑，仿佛卖掉婚房的决定，只是随手扔掉了一块无关紧要的石子。
秀莲抱着盼儿，正在灶房里给姑妈煮鸡蛋。火光映着她的侧脸，原本因恐惧和疲惫而憔悴的脸庞，多了一丝柔和的光泽。这三天里，她几乎寸步不离壮壮，生怕这个弟弟突然反悔，或者被生活的重压压垮。我靠在门框上看着她，心里像被温水泡过，却又沉甸甸的——壮壮的牺牲像一块巨石，压在我心头，让我既愧疚，又生出一股必须撑起这个家的执念。
“柱哥，”秀莲回头看到我，声音轻轻的，“你说县城的工地，真的能安稳吗？我听说城里的人都看不起我们乡下人，连喝水都要花钱买。”
我走过去，伸手擦了擦她额头的汗，“有壮壮在，不会差的。就算难，我们一家人在一起，总比在山里躲躲藏藏、在矿洞里提心吊胆强。”我说的是真心话。在矿上的三个月，我见过太多被矿渣掩埋的生命，见过工友因为工伤被包工头一脚踢开，那种孤立无援的绝望，比计生办的棍棒更让人胆寒。
姑妈拄着拐杖走了出来，手里攥着一个红布包，塞到壮壮手里：“孩子，这是我攒了一辈子的养老钱，不多，就三百块。你别嫌少，留着给自己买点东西，将来再盖房子用。”
壮壮把红布包推了回去，按住姑妈的手：“姑妈，您的钱留着自己用，我还年轻，力气有的是。等我们在县城站稳脚跟，我不仅要盖自己的房子，还要给您盖一间亮堂的砖瓦房，让您不用再住漏风的土坯房。”
姑妈浑浊的眼睛又红了，拍着壮壮的手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
下午的汽车颠簸在盘山公路上，车厢里挤满了和我们一样背着蛇皮袋的农民工，空气中混杂着汗水、烟草和乡土的气息。盼儿在秀莲的怀里睡得安稳，小小的拳头攥着秀莲的衣角，仿佛知道自己即将踏上一段新的旅程。我靠在车窗上，看着窗外飞速倒退的山林，那片养育了我几十年的土地，此刻像一幅逐渐褪色的画，而前方灰蒙蒙的县城轮廓，是陌生的，却又带着一丝微弱的希望。
县城比我想象中热闹。汽车停在长途汽车站，街道上挤满了自行车和偶尔驶过的桑塔纳轿车，喇叭声、叫卖声、工地的搅拌机声交织在一起，形成了一种我从未听过的喧嚣。壮壮熟门熟路地领着我们穿过几条狭窄的街巷，最终停在了城郊的一片工棚区。
这里是县城东头的商品房工地，包工头是壮壮的老乡，姓陈。工棚是用石棉瓦和木板搭起来的，四壁漏风，地面是夯实的泥土，一下雨就会变成泥潭。十几间工棚挤在一起，住着几十个农民工，男女老少都有。壮壮帮我们争取到了一间最角落的小工棚，里面只有两张用木板搭成的床，一张掉了漆的木桌，这就是我们在县城的第一个家。
“姐夫，委屈你们了。”壮壮挠了挠头，有些不好意思，“陈老板说，等工地的宿舍楼盖起来，我们就能搬进去，到时候条件会好很多。”
“这就很好了。”我环顾着这间简陋的工棚，伸手摸了摸墙壁上的木板，虽然粗糙，却比姑妈家的土坯房更结实。最重要的是，这里没有计生办的棍棒，没有矿洞的黑暗，有阳光能照进来，有家人在身边。
秀莲开始收拾工棚，她把棉被铺在木板床上，把粗瓷碗整整齐齐地摆在木桌上，又从蛇皮袋里拿出一块花布，钉在窗户上，挡住外面的尘土。盼儿醒了，睁着圆溜溜的眼睛打量着这个新环境，伸出小手去抓窗户上的花布，发出清脆的笑声。这笑声像一缕阳光，穿透了工棚的简陋，让这个临时的家有了温度。
第二天一早，我和壮壮就跟着陈老板上了工地。我的工作是搬砖、搅拌水泥，壮壮是架子工，比我的活儿更危险，却也更挣钱。九月的县城依旧炎热，太阳炙烤着裸露的钢筋，地面的温度能烫熟鸡蛋。我光着膀子，汗水顺着脊梁往下流，浸湿了腰间的布带。矿上的劳作让我的身体习惯了高强度的体力活，但工地的节奏和矿洞截然不同——这里有监工的呵斥，有严格的工时，还有永远干不完的活。
中午休息的时候，工友们围坐在树荫下，啃着干硬的馒头，喝着从自来水管接的凉水。一个叫老周的河南工友拍了拍我的肩膀：“兄弟，新来的？看你这身板，是干重活的料。不过陈老板的工地，别指望能按时发工资，我们都被欠了三个月的工钱了。”
我的心猛地一沉，看向身边的壮壮。壮壮皱了皱眉，压低声音说：“姐夫，老周说的是真的。陈老板是老乡，我以为他会讲信用，没想到……”
“那怎么办？”我攥紧了拳头，八千元的罚款刚刚解决，要是工钱再被拖欠，我们一家人的生计又会陷入困境。秀莲还等着钱给盼儿买奶粉，姑妈还需要买药，壮壮的婚房还等着重新攒钱盖。
壮壮拍了拍我的胳膊，眼神里带着一丝坚定：“放心，我去跟陈老板谈。要是他还不给工钱，我们就去找劳动局。现在不比以前了，国家有规定，不能拖欠农民工工资。”
我看着壮壮的背影，他走向包工头的办公室，步伐沉稳，像当年挡在我身前对抗计生办的样子。这个比我小五岁的小舅子，在卖掉婚房的那一刻，就不再是那个需要姐姐照顾的孩子了。他成了这个家的另一根顶梁柱，和我一起，撑起了这片在城市边缘的小小天地。
傍晚收工后，我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工棚。秀莲已经煮好了粥，还炒了一盘青菜，是她在工棚旁边的空地上开垦出来的一小块菜地种的。姑妈坐在床边，给盼儿缝着小衣裳，昏黄的灯泡下，祖孙俩的身影柔和而温暖。
壮壮也回来了，脸上带着一丝笑意：“姐夫，谈妥了！陈老板答应下个月发工资，还补了我们这几个月的生活费。”
我松了一口气，端起粥喝了一口，温热的米粥滑进喉咙，驱散了一天的疲惫。盼儿看到我，伸出小手要我抱，我把她举起来，她用软软的小手摸着我满是尘土的脸，发出咯咯的笑声。
工棚外的空地上，工友们点起了蚊香，围在一起聊天，有人弹起了破旧的吉他，唱着关于故乡和远方的歌。山林的风已经吹不到这里了，取而代之的是城市的尾气和工地的水泥味，但血脉的温度，却依旧滚烫。
我抱着盼儿，看着秀莲忙碌的身影，看着壮壮和工友们说笑的样子，看着姑妈昏黄灯光下的银丝，突然明白，无论在乡村的山林，还是在城市的工棚，家的本质从来都不是房子，而是那些永远不会放弃彼此的人。
这个时代依旧在滚滚向前，贫穷和不公依旧存在，我们这些普通人的命运，依旧像风中的蒲公英，身不由己。但只要我们紧紧抓住彼此的手，用汗水浇灌生活，用温情对抗苦难，就总能在时代的缝隙里，开出属于自己的花。
我摸了摸口袋里的那把木头锁，它现在被我挂在了工棚的门框上。锁舌扣合的“咔嗒”声，和在姑妈家院门时一样清脆，只是这一次，它锁住的，是我们在城市里生根发芽的希望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