矿洞的风带着铁锈与瓦斯的腥甜，猛地灌进我的鼻腔，呛得我剧烈地咳嗽起来。凿岩机的轰鸣声震得耳膜发麻，握着操作杆的手被震得不停颤抖，掌心的老茧在冰冷的金属上磨出了新的血泡。我已经在这个深达三百米的井下连续工作了十四个小时，双腿像灌了铅一样沉重，视线也因为长时间盯着昏暗的矿灯光线而变得模糊。这是我回到矿厂的第三个月，为了凑齐那笔八千元的罚款，我主动申请了最危险的深井凿岩岗位，工资是普通矿工的两倍，代价是要直面落石、透水和瓦斯爆炸的威胁。
每天下井前，我都会把那个木头锁揣进工装的内兜，那是我用矿道里捡来的废木料打磨的，边缘被掌心的温度摩挲得光滑温润。锁芯的位置刻着秀莲和盼儿的名字，歪歪扭扭的，却是我在矿洞休息的间隙，借着矿灯的光一点点刻出来的。我总想着，等凑够了钱，就带着这把锁回去，把它挂在姑妈家的房门上，锁住我们一家人的安稳。可现实像矿洞顶部悬着的危石，随时都可能砸下来，将这点念想砸得粉碎。
这个1993年的春天，江南的山里已经抽了新绿，可矿洞深处永远只有永恒的黑暗与潮湿。井口的公告栏上贴着计生办的最新通知，红纸黑字，写着“严厉打击超生逃罚行为，对拒不缴纳社会抚养费者，将依法强制执行”。每次上井看到那张贴纸，我的心都会揪紧。前几天，同村的二牛托人给我带了口信，说计生办的人又去了姑妈家，砸坏了院门口的石磨，还放话出来，要是再凑不齐钱，下个月就把盼儿送去福利院。
那夜我在矿工宿舍的硬板床上翻来覆去，矿尘嵌进了皮肤的纹路里，怎么洗都洗不掉。宿舍里挤着六个矿工，此起彼伏的鼾声混着咳嗽声，像一首绝望的歌谣。我摸出枕头下的信纸，那是我托小卖部的老板买的，泛黄的纸页上，我只写了寥寥几行字，却改了又改。我想告诉秀莲，我在这里一切都好，想问问盼儿有没有长出新的乳牙，想知道姑妈的腰疼有没有好些，可话到嘴边，却只能写下“勿念，钱很快就凑齐了”。我不敢告诉她井下的危险，不敢说前天隔壁矿道发生透水，三个工友再也没有上来，更不敢说我因为长时间超负荷工作，肺部已经开始隐隐作痛，咳嗽时总能咳出带着黑尘的浓痰。
矿厂的工资是按月结的，但老板总会以“安全保证金”的名义扣下三成，美其名曰“等工期结束一并发放”。我每个月能拿到手的钱，除去勉强维持生计的口粮，全部都托跑山的货郎带给秀莲。货郎是个五十多岁的老汉，常年往返于矿厂和深山的村落之间，每次我都会把钱裹在油纸里，塞进他烟袋的夹层，千叮咛万嘱咐让他一定要亲手交到秀莲手里。三个月下来，我一共寄回去了一千两百块，加上之前凑的近一千块，离八千元的目标还隔着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。
这天中午，我刚拖着疲惫的身体上井，就被矿厂的管事叫住了。他手里捏着一封皱巴巴的信，信封的边角被磨得破烂，上面的字迹歪歪扭扭，是秀莲的笔迹。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，手指颤抖着接过信，指尖触碰到粗糙的牛皮纸，仿佛触到了秀莲冰凉的手。这是我离开后收到的第一封家书，在此之前，我寄出去的钱和寥寥数语的字条，都没有收到过任何回音。
我躲到宿舍后的槐树下，背对着来往的矿工，小心翼翼地撕开信封。里面的信纸被泪水浸透了大半，字迹晕染开来，有些地方已经看不清了。秀莲的字本来就写得不好，是当年在村里的扫盲班学的，此刻更是因为情绪的激动而显得支离破碎。“柱子，计生办的人又来了，这次带走了姑妈家的银镯子和银元，那是姑妈最后的念想……”“盼儿发烧了，山里的赤脚医生说怕是肺炎，要去镇上的医院，可我们没有钱……”“货郎带来的钱，我只收到了两次，最后一次他说矿厂没结工钱，是不是你出了什么事？”
最后几行字，写得格外用力，纸页都被笔尖戳破了：“柱子，我知道你在矿上苦，可我们娘俩快撑不下去了。姑妈因为银镯子被拿走，一病不起，村里的人都躲着我们，说我们是扫把星。我看着盼儿烧得通红的小脸，总觉得天要塌了。你要是还想着这个家，就回来吧，八千元的罚款，我们认了，大不了我带着盼儿去福利院，总好过在这山里等死……”
信纸从我的指间滑落，飘落在满是矿尘的泥土里。我蹲下身，双手死死地攥着头发，矿尘混着泪水流进眼眶，刺得生疼。我想起了姑妈塞给我银元时浑浊的眼神，想起了盼儿柔软的小脸，想起了秀莲产后虚弱的模样。我以为自己赌上性命在矿洞里挣扎，就能给他们一个希望，可到头来，我连妻儿的基本温饱都无法保障，连孩子生病的医药费都拿不出来。
我突然想起了货郎，那个总是叼着旱烟的老汉。上一次托他带钱的时候，我明明把三百块钱都塞给了他，还多给了五块钱作为酬劳。他为什么说矿厂没结工钱？一股寒意顺着我的脊梁骨爬了上来。我猛地站起身，朝着矿厂门口的小卖部跑去，货郎每次送完货，都会在那里歇脚抽烟。
小卖部的老板娘见我脸色铁青地冲进来，吓了一跳：“柱子，你这是咋了？脸跟锅底一样黑。”我一把抓住正要起身离开的货郎，攥着他的胳膊，声音因为愤怒而变得嘶哑：“王老汉，我问你，我上个月托你带的三百块钱，你到底给秀莲了没有？”
货郎的眼神闪烁了一下，下意识地想挣脱我的手：“你说啥呢？我咋记不清了……矿厂的管事说你没结工资，我哪有钱给她？”“放屁！”我一拳砸在小卖部的柜台上，玻璃罐子里的糖果震得叮当作响，“我上个月亲手领了工资，三百块一分不少地塞给了你，还多给了你五块烟钱！你是不是把钱吞了？”
周围的矿工围了过来，七嘴八舌地议论着。货郎的脸涨成了紫红色，梗着脖子辩解：“你别血口喷人！我跑了十几年的山路，从没干过这种缺德事！是计生办的人拦下了我，他们说你是超生逃罚的黑户，寄的钱都要充公，还威胁我说要是再帮你带钱，就把我的扁担给劈了！”
我的拳头僵在了半空中，浑身的力气仿佛被抽干了。计生办的人，竟然连深山里的货郎都盯上了。他们像一张密不透风的网，不仅困住了姑妈家的小院，还延伸到了这荒山野岭的矿厂，切断了我和家人唯一的联系。
“他们还说，”货郎的声音低了下去，带着一丝愧疚，“要是你再敢往家里寄钱，就直接去矿厂找老板，让他把你开除。柱子，我也是没办法啊，我一家老小都靠这跑山的营生过日子，我得罪不起他们。”
人群渐渐散去，留下我一个人站在小卖部的门口，任凭初春的冷风刮过脸颊。矿洞的矿尘还沾在我的衣服上，与心底的绝望交织在一起，形成了一道无法愈合的裂痕。我以为自己躲进矿洞，就能避开那个时代的枷锁，却忘了，在1990年代的江南，计划生育的政策像空气一样，无孔不入。我们这些普通人，就像被线操控的木偶，无论逃到哪里，都逃不开命运的摆弄。
回到宿舍，我把那封被泪水浸透的家书摊开在床板上，用粗糙的手指摩挲着秀莲模糊的字迹。我想起了离开家的那天清晨，山林的晨光洒在盼儿的小脸上，秀莲的额头带着温热的触感。我曾以为，只要我足够拼命，足够勇敢，就能为他们撑起一片天。可现在，我连一封完整的家书都无法传递，连孩子的医药费都无法凑齐。
下午，我向老板提出了预支工资的请求。老板坐在办公室里，手里把玩着一个紫砂茶杯，眼皮都没抬：“柱子，不是我不帮你。计生办的人上个月就来找过我了，说你要是敢预支工资，我的矿厂就别想开了。你是个能干的工人，但我不能为了你，砸了自己的饭碗。”
走出办公室，我抬头看向灰蒙蒙的天空，矿厂的烟囱冒着黑色的浓烟，遮住了春日的阳光。我摸了摸内兜里的木头锁，锁身上的字迹已经被矿尘覆盖，变得模糊不清。我突然觉得，这把锁锁住的不是家的希望，而是我所有的执念与无奈。
当天晚上，我做出了一个疯狂的决定。我要偷偷离开矿厂，走山路回姑妈家。我不打算再凑那笔罚款了，我要带着秀莲和盼儿，逃到更偏远的深山里，逃到计生办的网织不到的地方。哪怕一辈子隐姓埋名，哪怕一辈子靠挖野菜、砍柴火度日，也比在矿洞里等死，看着妻儿被政策逼上绝路要好。
我收拾了简单的行李，只有几件换洗衣物，还有那个木头锁。临出发前，我在宿舍的墙上用炭笔写下了一行字：“秀莲，等我。”然后，我借着夜色的掩护，翻过了矿厂的围墙，踏上了那条熟悉的山路。
山路依旧泥泞，融化的雪水在路面上形成了一个个水洼，倒映着天上的残月。我已经三天三夜没有合眼，肺部的疼痛越来越剧烈，每走一步都要停下来咳嗽半天。但我不敢停下，我怕计生办的人发现我的行踪，怕他们先我一步赶到姑妈家。
走到半山腰的时候，我看到了一盏昏黄的油灯，从山坳里的一户人家透出来。那是二牛的家，我犹豫了一下，还是走了过去。二牛的媳妇打开门，看到我这副狼狈的模样，吓了一跳：“柱子哥？你咋回来了？计生办的人昨天还在村里转悠呢，说要是看到你，就直接扭送到乡里去。”
我靠在门框上，喘着粗气：“我要去姑妈家，接走秀莲和盼儿。二牛呢？”“他去镇上买盐了，”二牛媳妇递给我一碗热水，“对了，昨天我听计生办的人说，他们已经申请了强制执行，后天就要去姑妈家把孩子带走。柱子哥，你要快点啊。”
我接过热水，一饮而尽。温热的水流过喉咙，却无法温暖我冰冷的心脏。后天，只有两天的时间了。我谢过二牛媳妇，转身冲进了漆黑的山林。
山林的风穿过松针的缝隙，发出呜咽的声响，像秀莲的哭声。我脚下一滑，摔进了一个雪坑，膝盖磕在石头上，钻心的疼。我挣扎着爬起来，摸了摸内兜的木头锁，它还好好的，像一颗跳动的心脏。
我想起了矿洞深处的黑暗，想起了家书里模糊的字迹，想起了盼儿发烧的小脸。这个时代，用政策的枷锁困住了我们的身体，用贫穷的利刃割裂了我们的家庭。可我不信命，不信一个父亲为了保护自己的孩子，连抗争的权利都没有。
天快亮的时候，我终于看到了姑妈家的土坯房，烟囱里没有冒烟，院子里静悄悄的。我的心猛地一沉，加快了脚步冲了过去。院门虚掩着，我推开门，看到秀莲蜷缩在西厢房的床边，怀里抱着盼儿，眼睛红肿得像核桃。姑妈躺在灶房的躺椅上，脸色苍白，呼吸微弱。
“柱子？”秀莲看到我，眼中闪过一丝震惊，随即化作了汹涌的泪水。她扑进我的怀里，浑身都在颤抖：“我以为你不要我们了……我以为你死在矿洞里了……”
我紧紧地抱着她，抱着盼儿温热的小身体，感受着他们的心跳。盼儿的烧已经退了，小脸红扑扑的，睡得正香。姑妈缓缓睁开眼睛，看到我，露出了一丝微弱的笑容：“柱子……你回来了……就好……”
我摸出那个木头锁，把它挂在了房门的门扣上。锁舌扣合的瞬间，发出了一声清脆的“咔嗒”声。在这个被政策和贫穷裹挟的年代，这把小小的木头锁，或许挡不住计生办的人，挡不住八千元的罚款，挡不住时代的洪流。但它是一个父亲的执念，一个丈夫的承诺，一个普通男人对抗命运的全部勇气。
窗外的山林已经被晨光染成了金色，松针上的露水折射出细碎的光芒。我知道，后天计生办的人还会来，八千元的枷锁依旧沉重。但这一次，我不会再逃进矿洞的黑暗里，我会站在这个小院里，守着我的妻儿，守着这片山林的余温。哪怕粉身碎骨，我也要让这个时代知道，一个父亲的爱，比矿尘更坚韧，比政策更滚烫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