盼儿的啼哭像一缕暖阳，在姑妈家漏风的土坯房里盘旋了七天。这七天里，山里的雪化了又冻，泥泞的山路结了一层薄薄的冰，我每天清晨去林场做工时，都会往村口的老槐树下多望几眼。姑妈说，祭祀过后，村里的人会互相走动，流言像山风一样快，我们的踪迹迟早会被发现。我总抱着一丝侥幸，想着山坳的偏僻能为我们多争取一点安稳，却忘了在1992年的江南，计生办的网，能织进每一个犄角旮旯。
第八天的清晨，我刚扛着一捆柴火踏进院门，就看见三个穿着藏青色中山装的男人堵在了门口。为首的人手里捏着一个红色的小本子，封面印着“计划生育工作证”几个烫金的字，嘴角的烟卷冒着青烟，眼神像矿坑深处的探照灯，扫过我的脸，又落在西厢房的方向——那里传来盼儿微弱的咿呀声。
我的心猛地沉到了谷底，手里的柴火“哐当”一声砸在地上。姑妈从灶房跑出来，枯瘦的手紧紧抓住我的胳膊，声音都在发抖：“柱子，是乡里的人……”
为首的男人把烟卷扔在地上，用脚碾了碾，语气冰冷：“李柱，秀莲，六年了，我们找你们找得好苦。超生二胎，逃避计划生育政策，按照省里的规定，罚款八千元。限你们三天内交齐，不然，就拆了这房子，把孩子抱走送福利院。”
八千元。
这个数字像一把重锤，狠狠砸在我的太阳穴上。我愣在原地，耳边嗡嗡作响，仿佛又听见了矿厂的轰鸣声，听见了老王被打断腿时的惨叫。六年的矿厂生涯，我省吃俭用，抠下每一分钱，全部的积蓄也只有六百多块。八千元，对于此刻的我们来说，是一个遥不可及的天文数字，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。
秀莲听到动静，抱着盼儿从西厢房走出来。她的脸色依旧苍白，产后的虚弱让她站都站不稳，可当她听到“八千元罚款”时，怀里的盼儿突然哭了起来，她的手也跟着剧烈地颤抖。“我们……我们没有这么多钱。”她的声音带着哀求，“孩子刚生下来，我们连吃饭都成问题，哪里拿得出八千块？”
“没钱？”另一个年轻的计生办工作人员冷笑一声，目光扫过院子里的芦花鸡，扫过姑妈家唯一的木箱，“没钱就拿东西抵，家具、牲口，实在不行，男人去乡里的砖厂做工抵债，一天五块钱，干够一千六百天就行。”
一千六百天，整整四年多。我看着秀莲怀里的盼儿，看着她还在渗血的嘴唇，看着姑妈佝偻的背影，只觉得一股血气冲上头顶。我攥紧了拳头，掌心的老茧硌得生疼，矿尘的黑灰色在指缝间若隐若现。我想和他们争辩，想告诉他们我们六年来的逃亡与苦难，想质问他们为什么不能给普通人一条活路。可话到嘴边，却变成了嘶哑的哀求：“能不能宽限几天？我去借，我一定去借。”
计生办的人对视一眼，为首的男人挥了挥手：“给你们十天时间。十天后我们再来，要是还拿不出钱，就别怪我们不讲情面。”说完，他们转身踩着结冰的山路走了，留下的，是满院的绝望和八千元的沉重枷锁。
他们走后，秀莲腿一软，跌坐在地上，盼儿的哭声和她的呜咽声混在一起，让整个院子都笼罩在悲伤之中。姑妈蹲下来，轻轻拍着秀莲的背，浑浊的眼泪从眼角流下来：“苦命的孩子，都是命啊。”
我蹲在地上，双手插进头发里，矿尘和泥土混着汗水粘在头皮上，刺得生疼。六年的逃亡，本以为在姑妈家能找到一处避风港，本以为盼儿的出生能带来希望，可现实却给了我们最残酷的一击。我想起了矿厂的工友，想起了山下林场的老板，想起了村里的亲戚，可我知道，在计划生育的高压下，没有人敢轻易借钱给我们——谁都怕被贴上“包庇超生户”的标签，谁都怕引火烧身。
接下来的十天，我像疯了一样四处奔走。天不亮就翻过山岭，去镇上的矿厂找以前的工友借钱，可他们大多和我一样，靠着卖力气糊口，最多的也只愿意借十块钱。我去林场找老板，想预支一年的工钱，老板摇了摇头，说：“柱子，不是我不帮你，计生办的人已经打过招呼了，谁敢帮你，谁的林场就别想开了。”我甚至厚着脸皮去找了远房的舅舅，也就是舅妈的丈夫，他躲在屋里不肯见我，只让舅妈递出来二十块钱，低声说：“快走吧，别让邻居看见了。”
十天里，我走遍了方圆几十里的山路，磨破了两双布鞋，掌心的伤口被木头和石头磨得重新渗血，最终只借到了三百多块钱。加上我们原本的积蓄，总共还不到一千块，连罚款的零头都不够。
第十天的傍晚，我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姑妈家。秀莲正坐在西厢房的床边，给盼儿喂奶，她的眼睛红肿得像核桃，脸上没有一丝血色。姑妈把我拉到灶房，从怀里掏出一个用手帕包了又包的小布包，打开来，里面是几枚银元，还有一对银镯子——那是她结婚时的嫁妆，也是她唯一的念想。
“柱子，这是我能拿出来的全部了。”姑妈的声音沙哑，“去镇上换点钱吧，能凑一点是一点。”
我看着那枚枚带着体温的银元，眼泪再也忍不住了。我知道，这是姑妈最后的依靠，可如今，却要为了我们的困境，交出自己的全部。我摇了摇头，想把布包推回去，姑妈却硬塞到我手里：“娃是条命，比什么都重要。我一把老骨头了，要这些东西有什么用？”
那天晚上，我躺在冰冷的木板床上，听着盼儿均匀的呼吸声，听着秀莲压抑的叹息声，心里像被灌满了冰冷的矿水。八千元的枷锁死死地扣在我的脖子上，让我喘不过气。我想起了父亲临终前的嘱托，想起了丫丫在村里的模样，想起了矿厂的艰辛，想起了这六年来所有的挣扎。
我摸了摸枕头下的那把用废矿石打磨的小木头锁，原本想“锁住家”的心愿，如今却显得如此可笑。这个时代，像一个巨大的矿坑，我们这些普通人，就像井底的矿石，被碾压，被打磨，身不由己。
天快亮的时候，我做出了一个决定。我要回矿厂，回那个充满矿尘和危险的地方。那里的凿岩工工资更高，虽然随时可能被落石砸中，随时可能在瓦斯爆炸中丧命，但那是我唯一能快速赚到钱的办法。
我轻轻吻了吻秀莲的额头，又摸了摸盼儿柔软的小脸。窗外的山林泛着淡淡的晨光，松针上的露水折射出细碎的光芒。我知道，这一次的离别，或许比六年前的逃亡更加艰难，或许我再也无法回来。但为了这个家，为了盼儿能平安长大，为了那八千元的罚款，我必须赌上自己的性命。
山林的风穿过墙壁的裂缝，带来了一丝余温。我握紧了手里的木头锁，仿佛握住了整个家的希望。在这个被政策和贫穷裹挟的年代，一个普通男人的抗争，或许微不足道，但为了妻儿，我愿意走向那片弥漫着矿尘的黑暗，去寻找一丝渺茫的光亮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