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92年的秋天，江南的雨水似乎比往年更缠绵，矿坑上方的天空总是被一层灰蒙蒙的雨雾笼罩着。秀莲的预产期越来越近，她的肚子像一口沉甸甸的石磨，压得她连走路都需要扶着工棚的土墙。矿尘钻进她的鼻腔和喉咙，让她整日咳嗽不止，原本就浮肿的双腿，如今连穿鞋都成了难事。我看着她蜷缩在硬板床上，额头上沁出的冷汗浸湿了洗得发白的粗布枕巾，心里的愧疚与焦虑像矿坑深处的积水，一点点漫了上来。
我已经在矿厂干了快八个月了，从最初的搬运工到后来的凿岩工，双手被矿石磨出了一层又一层的茧子，掌心的纹路里永远嵌着洗不掉的黑灰色矿尘。这些年，我们靠着卖力气换来的微薄工资，勉强糊口，却始终不敢和家里联系，只能从偶尔回乡的矿工口中，打探村里的消息。计生办的检查越来越严格，邻省的老王夫妇上个月被当地计生办的人找到了，女人被强制带去做了引产，老王被打断了一条腿，矿厂老板怕惹麻烦，连夜把他们赶了出去。那一天，工棚里的所有人都沉默了，空气中除了矿尘的味道，还弥漫着一股绝望的腥气。
“柱子，我想家了。”秀莲靠在我的怀里，声音微弱得像风中的蛛丝，“我想丫丫了，不知道她现在长高了没有，会不会已经不认识爹娘了。”
大女儿小鹃被我老婆寄养在他小姨家，那年她才三岁，我们连夜逃离家乡的时候，她还在睡梦里。这几个月里，我无数次在深夜梦见她扎着羊角辫的样子，梦见她伸着小手喊我爹，可每次醒来，只有工棚外矿车的轰鸣声和秀莲压抑的咳嗽声。我知道，我们不能再躲下去了，秀莲的身体撑不住矿厂的艰苦环境，孩子也不能生在这个四面漏风的工棚里，连个接生的人都没有。
我咬了咬牙，做出了一个冒险的决定：回家。不是回村里的老宅子，而是去几十里外的姑妈家。姑妈嫁到了山坳里的小村子，那里偏僻闭塞，计生办的人很少会去排查。我托表哥给姑妈带了口信，三天后，姑妈托人捎来了回信，说让我们放心过去，她会想办法遮掩。
收拾行李的那天，雪花悄无声息地落了下来，和六年前我们离开家乡时的那场雪一模一样。我只打了一个破旧的帆布包，里面装着两件我们仅有的干净衣服，还有这些年攒下的几百块钱，那是我们全部的家当。秀莲被我小心翼翼地扶上了表哥帮忙找的拖拉机，拖拉机在泥泞的山路上颠簸，她紧紧抓着我的胳膊，肚子里的孩子似乎感受到了路途的颠簸，一下下踢着她的肚皮，像是在为这场未知的归途呐喊。
姑妈家的房子建在半山腰，是用黄泥和稻草糊成的土坯房，屋顶盖着茅草，四面的墙壁上布满了裂缝。姑妈是个寡言的老人，丈夫早逝，唯一的儿子在外打工，家里只有她一个人。她看着我们风尘仆仆的样子，红了眼眶，二话不说就把西厢房收拾出来，还给秀莲煮了一碗红糖鸡蛋。那碗热气腾腾的鸡蛋，是我们六年来吃过的最温暖的东西，秀莲吃着吃着，眼泪就掉了下来。
接下来的日子，秀莲安心养胎，我则每天去山下的林场打零工，砍柴火、扛木头，换些米面粮油。姑妈每天都会去村口的老槐树下望风，一旦看到陌生的人影，就会立刻回来告诉我们。山里的日子清贫却安稳，没有矿尘，没有矿车的轰鸣，秀莲的气色渐渐好了起来，只是临产期的临近，让她的恐惧也与日俱增。她总是摸着肚子，一遍又一遍地问我：“柱子，要是这孩子还是闺女，姑妈家会不会也容不下我们？”
我只能紧紧握住她的手，用最坚定的语气告诉她：“不管是男孩还是女孩，都是我们的宝，我绝不会再让任何人伤害你们。”可我心里也清楚，这份坚定的背后，依旧藏着一丝对“传宗接代”的执念，那是父亲临终前的嘱托，是刻在骨子里的枷锁，我终究还是没能完全挣脱。
十月初一，是村里祭祀祖先的日子，山里的风刮得格外猛烈，茅草屋顶被吹得哗哗作响。凌晨时分，秀莲突然捂着肚子喊疼，额头上的冷汗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往下掉。我知道，孩子要出生了。姑妈立刻按照我们之前商量好的计划，摸黑翻了两座山，去村里把我舅妈接了过来。舅妈是村里的接生婆，干了一辈子接生的活，只是在计生政策严格的年代，私下接生是要被罚款甚至抓起来的，可她还是冒着风险来了。
我被舅妈赶到了外屋，只能靠在门框上，听着里屋秀莲撕心裂肺的喊叫声。那声音像一把尖刀，一下下剜着我的心。我想起了六年前小鹃出生时的场景，那时候我还在村小教书，有干净的屋子，有红糖水，有娘的照顾，可如今，秀莲却只能在漏风的土坯房里，靠着舅妈一双粗糙的手，迎接新生命的到来。
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，窗外的天渐渐亮了，风依旧在呼啸，夹杂着几声乌鸦的啼叫。我不知道过了多久，里屋突然传来了一声响亮的婴儿啼哭。那哭声清脆、有力，像一道光，穿透了笼罩在我们头顶六年的阴霾。
舅妈推开房门，脸上带着疲惫却欣慰的笑容，冲我扬了扬下巴：“柱子，是个小子！只是太瘦了，还不到二斤重，这跟外甥媳妇孕期营养跟不上有关，但顺其自然吧”
我愣在了原地，眼泪毫无征兆地涌了出来。我冲进里屋，看到秀莲虚弱地躺在床上，脸色苍白，却带着一丝释然的微笑。舅妈把襁褓中的孩子递到我的手里，小家伙闭着眼睛，小脸红扑扑的，小手紧紧攥着拳头，仿佛在宣告自己的到来。
我小心翼翼地抱着他，感受着他温热的身体，感受着他微弱的呼吸。那一刻，矿尘的艰辛、六年的逃亡、传统观念的束缚、计划生育的压力，仿佛都在这声啼哭中烟消云散了。我想起了父亲临终前的嘱托，想起了村里的祖坟地，想起了那些在背后指指点点的邻居，可更多的，是对这个新生命的敬畏与珍惜。
秀莲伸出手，轻轻摸了摸孩子的小脸，眼泪落在了襁褓的粗布上：“柱子，我们有家了，我们的根，留住了。”
我俯下身，握住她的手，看着襁褓中的儿子，又想起了远在村里的丫丫。我知道，这声啼哭不是结束，而是新的开始。我们依旧要躲着计生办的人，依旧要面对村里的流言蜚语，依旧要在时代的夹缝中艰难求生。但此刻，抱着怀里的孩子，握着妻子的手，我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，希望就像破土而出的新芽，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，顽强地生长着。
窗外的风雪渐渐停了，一缕阳光透过墙壁的裂缝照进屋里，落在孩子的脸上。我给他取了个小名叫“盼儿”，盼着他能平安长大，盼着我们能堂堂正正地回到村里，盼着这个被矿尘和执念裹挟的时代，能给普通人多一点关爱与尊重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