除夕的雪花落在工棚的石棉瓦上，簌簌的声响像是老天低低的叹息。送走表哥后，我和秀莲坐在那张缺了腿的桌子旁，煤油灯的火苗被窗外的寒风撩拨着，忽明忽暗，将我们的影子拉得又细又长，贴在布满霉斑的墙壁上，像两尊被生活压弯了腰的石像。秀莲把脑袋靠在我的肩膀上，手里摩挲着我工装袖口磨破的布料，指尖的冰凉透过粗布传到我的皮肤里，让我想起了北方老家冬天的冰凌。
“柱子，你说，这孩子要是个闺女，咱们该怎么办？”
她的声音很轻，像一片落在水面上的雪花，却在我的心里砸开了一道裂缝。我愣了一下，抬手摸了摸她隆起的小腹，那里的悸动比上个月更明显了，一下一下，像是在叩问我这个父亲的内心。这个问题，其实我在矿坑搬矿石的无数个日夜裡，已经在心里翻来覆去地想了千百遍，可直到此刻，我依旧没有答案。
在1986年的中国农村，“传宗接代”这四个字不是简单的词汇，是刻在骨头里的执念，是祖祖辈辈流传下来的规矩，是比计划生育的标语更刺眼、更根深蒂固的信仰。我想起了我们村的老槐树，树下总是聚着一群晒太阳的老人，他们的话题永远绕不开家里的男丁。张家添了孙子，摆了八桌酒席，连村支书都去喝了喜酒；李家生了三个闺女，男人在村里抬不起头，下地干活被人打趣“断了香火”，女人更是被婆婆指桑骂槐，整日以泪洗面。我爹临终前攥着我的手，枯瘦的手指几乎嵌进我的肉里，那句“老陈家不能断了根”，像一根无形的绳子，从北方的黄土坡一直缠到江南的矿尘里，勒得我喘不过气。
秀莲的娘家也是如此。她的哥哥是家里的独苗，从小被父母捧在手心，而她和两个姐姐，早早地就学会了洗衣做饭、下地干活，十六七岁就被安排着相亲，仿佛人生的唯一使命就是嫁人生子，最好能生个男孩，为夫家延续香火。秀莲嫁给我的时候，她娘拉着她的手哭，说：“闺女，你一定要争口气，生个小子，在陈家站稳脚跟。”那时候我还在村小当代课老师，觉得这种想法太过迂腐，可当小鹃出生后，我才真切地感受到，那股无形的压力有多可怕。
小鹃出生的那天，我娘抱着孙女，脸上没有半分笑意，转身就去了厨房，连一碗红糖水都没给秀莲煮。村里的邻居来看望，嘴上说着“闺女也好，贴心小棉袄”，可眼神里的惋惜却藏都藏不住。接下来的三年里，我娘隔三差五就往家里跑，不是念叨“谁家又生了小子”，就是偷偷给秀莲塞各种据说能“生男孩”的偏方，从晒干的艾草到磨成粉的五谷杂粮，甚至还有村口神婆求来的符纸。秀莲性子软，不敢违抗婆婆，只能捏着鼻子把那些难以下咽的东西喝下去，直到后来查出怀孕，她才终于松了一口气，却又陷入了更深的恐惧。
“我娘昨天托人带话了，”秀莲突然开口，打破了工棚里的寂静，“说村里的李婶又去家里了，问咱们的下落，还说要是再不回来，就要把咱家的宅基地收了。我娘说，她和我爹在村里都抬不起头，邻居们都在背后说，咱们是为了生小子，连家都不要了。”
我猛地攥紧了拳头，桌子上的搪瓷缸子被震得叮当作响。宅基地是我爹一辈子的心血，是老鲍家在村里的根。可我能怎么办？回去？一旦被计生办的人抓住，秀莲会被强制引产，我会被开除工作，家里的积蓄会被全部罚没，到时候不仅断了根，连这个家都彻底散了。不回去？我们就只能在这个异乡的矿厂里，靠着搬矿石的力气糊口，让未出世的孩子生在四面漏风的工棚里，连个正经的户口都没有。
矿厂里的矿工们，大多也有着和我一样的纠结。住在隔壁工棚的老王，是安徽人，比我早来矿厂三年。他已经有两个闺女了，为了生个儿子，带着媳妇跑了大半个中国，从安徽到浙江，再到江苏。他的媳妇比秀莲早怀孕一个月，每天挺着大肚子，还要帮老王洗补衣服。有一次下工后，我和老王坐在矿坑的边缘抽烟，他指着远处的林场，苦笑着说：“柱子，你说咱们图个啥？为了个带把的，抛家舍业，风餐露宿。可要是没有儿子，回到村里，连祖坟都进不去啊。”
老王的话像一把锤子，敲在我的心上。我想起了村里的祖坟地，一排排的坟头，每一个都立着写有男丁名字的石碑。女人的名字是上不了石碑的，她们只是夫家的附属品，是延续香火的工具。这种畸形的传统，在那个年代的农村里，却被视为天经地义。我是村里的高中生，读过书，知道“男女平等”的道理，可当这些道理撞上村里的唾沫星子、老人的叹息声、祖坟的石碑时，却显得如此苍白无力。
秀莲的孕期越来越难熬了。江南的春天来得早，雨水也多，工棚里的霉味越来越重，秀莲的腿开始浮肿，走两步路就喘得厉害。我托表哥在镇上的卫生院找了个医生，想让秀莲做个检查，看看孩子的情况。可医生一听说我们没有结婚证，没有准生证，连身份证都不敢拿出来，当即就摇了摇头，说：“不是我不帮你们，这年代，没有这些证件，我要是给你们看了病，被计生办的人知道了，我的诊所都得被封了。”
从卫生院回来的路上，秀莲一路都没说话。走到山脚下的小溪边时，她突然蹲下来，看着水里自己的影子，哭了起来：“柱子，我好后悔。要是当初听了李婶的话，把孩子打了，咱们现在还在村里，小鹃还在身边，你还在教书，多好啊。我现在连孩子是男是女都不知道，要是又是个闺女，咱们这罪不是白受了吗？”
我蹲下来，把她搂进怀里，看着溪水倒映出的我们的模样：我满脸矿尘，头发乱糟糟的，肩膀因为长期搬矿石而微微倾斜；秀莲面色蜡黄，眼眶浮肿，曾经乌黑的头发因为营养不良而失去了光泽。我们才三十岁不到，却像是被生活磨成了五十岁的模样。
“不后悔，”我咬着牙说，“不管是男孩还是女孩，都是咱们的孩子。只要他平平安安地生下来，咱们就有希望。”
话虽如此，可我的心里依旧充满了彷徨。我知道，秀莲的恐惧不是没有道理。如果这个孩子还是闺女，我们该如何面对双方父母的失望？如何面对村里人的指指点点？甚至，我自己的心里，也藏着一丝隐秘的期待，期待这个孩子能是个男孩，能了却父亲的遗愿，能让我们在村里重新抬起头。这种期待，让我觉得自己无比矛盾，既痛恨传统观念的束缚，又不自觉地被它裹挟。
三月的一天，矿厂里来了一个新的矿工，是从我们邻省来的。休息的时候，他和我们聊起了家乡的计生政策，说现在乡里的检查队越来越严了，不仅查孕妇，还查外出务工人员的户籍，甚至会和外地的计生办联动。我听到这里，心脏瞬间揪紧了，连忙拉着秀莲躲回了工棚，整整三天不敢出门。那三天里，秀莲几乎没吃什么东西，只是死死地抱着肚子，嘴里不停念叨着“别来抓我们，别来抓我们”。
直到表哥确认那只是矿工的道听途说，矿厂这边并没有计生办的人来排查，我们才松了一口气。可那份恐惧，却像矿尘一样，落在了我们的心底，再也挥之不去。
那天晚上，我躺在木板床上，听着秀莲均匀的呼吸声，看着煤油灯的火苗，脑子里一片混乱。我想起了村小的孩子们，他们的眼睛像星星一样明亮，我曾经给他们讲过外面的世界，讲过男女平等，讲过知识能改变命运。可如今，我却为了一个男孩，躲在异乡的矿厂里，让自己的妻子承受着身体和心理的双重折磨。
我伸出手，再次摸了摸秀莲的小腹，那里的悸动依旧有力。这个尚未出世的孩子，不知道自己承载了多少人的执念与期待，不知道自己的到来，会给这个家庭带来怎样的命运。我想起了小鹃，想起了她扎着羊角辫追着老母鸡跑的样子，想起了她喊“爹娘”时清脆的声音。如果这个孩子是闺女，我会像疼小鹃一样疼她，我会告诉她，女孩子也能顶天立地，也能为老鲍家争光，也能成为父母的骄傲。
可我真的能做到吗？能对抗得了村里的传统，对抗得了刻在骨子里的执念吗？
窗外的矿坑传来了矿车启动的轰鸣声，打破了深夜的寂静。矿尘随着风飘进工棚，落在煤油灯的火苗上，让火光颤了颤。我紧紧搂住身边的秀莲，感受着她身体的温度，感受着腹中孩子的跳动。在这个被计划生育政策和传统生育观念裹挟的年代，像我和秀莲这样的育龄夫妇，就像大海里的一叶扁舟，被两股巨大的力量拉扯着，找不到方向，只能在执念与彷徨中，艰难地向前漂着。
我知道，这场关于生育的挣扎，不会随着孩子的出生而结束。它会像矿尘一样，落在我们的生命里，刻在孩子的成长中，成为那个特殊时代留给我们这代人，最沉重也最无奈的印记。而我们能做的，只有咬紧牙关，抓住彼此的手，等待着天亮的那一刻，等待着能堂堂正正回家的那一天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