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九九一年的深秋，北方的槐树叶已经落得满地都是，风卷着枯叶打在土坯房的窗棂上，发出沙沙的声响，像极了村计生专干每天傍晚徘徊在村口的脚步声。我摩挲着秀莲微微隆起的小腹，指尖能感受到那微弱的、仿佛新生草木抽芽般的悸动，这悸动却像一把尖刀，悬在我们这个普通农村家庭的头顶，让每一个夜晚都变得寝食难安。
大女儿小鹃刚满三岁，扎着两个羊角辫，每天追着院子里的老母鸡跑，清脆的笑声是这个贫瘠家庭里唯一的光亮。可这光亮，在计划生育政策的铁律面前，显得如此脆弱。村里的大喇叭每天都在循环播放着“一对夫妻一个孩，少生优生奔小康”的口号，墙上的红漆标语刷了一遍又一遍，红得刺眼，像血。计生专干李婶是个五十多岁的女人，脸上总是挂着一层寒霜，隔三差五就来家里串门，眼睛像探照灯一样在秀莲的身上扫来扫去。起初只是问问饮食起居，后来便直截了当地说：“柱子啊，你是村里的高中生，该懂政策。秀莲这要是怀了二胎，不仅要罚光你们家的积蓄，你在村小代课的工作也保不住。”
我攥紧了拳头，指节泛白。我是村里唯一的高中毕业生，靠着一笔助学金读完了高中，没能考上大学，便回村当了代课老师，每月挣着三十几块的工资，勉强撑起这个家。秀莲是邻村的姑娘，性格温顺，手脚勤快，嫁给我之后，操持家务，照顾老人，从没有半句怨言。我们不是刻意要违背政策，只是双方的父母都是地道的农民，骨子里的传宗接代思想像生了根的树，逢年过节，老人的叹息声总能穿透院墙，砸在我们的心上。当秀莲拿着两根红线的验孕棒，眼眶通红地看着我时，我知道，我们没有退路了。
“要不，还是算了吧。”秀莲摸着肚子，声音里带着哭腔，“李婶昨天说，镇上的计生办有流动检查队，下个月就要来咱们乡了。要是被发现了，咱们这个家就散了。”
我摇了摇头，蹲在地上，看着院子里干裂的土地。散了？这个家本就靠着一点念想撑着。我想起了父亲临终前拉着我的手，说“老鲍家不能断了根”，想起了秀莲每次看着小鹃时，眼里那点藏不住的遗憾。我咬了咬牙：“走，咱们出去躲躲。”
这个念头一出，连我自己都吓了一跳。在那个交通闭塞、户籍管理制度严苛的年代，背井离乡意味着什么，我比谁都清楚。没有介绍信，没有粮票，甚至连一张能证明身份的证件都不敢随身携带，我们就像两只断了线的风筝，只能任由命运的风把我们吹向未知的远方。
我托了远房的一个表哥，他早年因为逃荒去了江苏江阴，后来在周庄林场的采矿厂找了份扛矿石的活计。我在昏黄的煤油灯下给他写了一封信，字斟句酌，把我们的难处和盘托出。半个月后，一封皱巴巴的回信从南方寄了过来，表哥说，采矿厂这边鱼龙混杂，大多是外地来的务工者，没人会查户籍和计生证明，只要肯下力气，混口饭吃不难，还能给我们找个废弃的工棚落脚。
收到信的那天晚上，我们连夜收拾行李。秀莲把小鹃托付给了她的娘家妹妹，孩子哭着扒着门框喊“爹娘”，秀莲的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，砸在我的手背上，烫得我心口发疼。我不敢回头，怕一回头，所有的决心都会土崩瓦解。我们只带了几件打满补丁的棉衣，一袋子玉米面，还有我攒了大半年的二十几块钱，趁着凌晨的薄雾，爬上了前往县城的拖拉机。
从北方的小县城到江苏江阴，足足两千多里路。我们先坐拖拉机到了地级市，又挤上了绿皮火车。火车车厢里挤满了人，汗味、烟味、方便面的味道混杂在一起，熏得秀莲阵阵反胃。她怀着孕，本就身子虚弱，只能蜷缩在车厢连接处的狭小空间里，我用身子替她挡住来往的人群，生怕有人不小心撞到她的肚子。火车哐当哐当地行驶着，窗外的风景从枯黄的北方平原，渐渐变成了葱郁的江南水乡。可这陌生的美景，丝毫勾不起我们的兴致，我们的心里，只有无尽的惶恐和不安。
三天三夜后，我们终于到了江阴。下了火车，又坐了两个小时的三轮摩托车，才到了周庄林场采矿厂。表哥早已在厂门口等我们，他比记忆中黑了许多，也瘦了，脸上布满了矿尘留下的沟壑。他看到我们，只是叹了口气，没多问什么，领着我们往采矿厂的后山走去。
那里散落着几排废弃的工棚，是以前矿工临时休息的地方，屋顶的石棉瓦破了好几个洞，墙壁上布满了霉斑，角落里还结着蛛网。工棚里只有两张用木板搭成的床，一张缺了腿的桌子，除此之外，一无所有。“凑活住吧，”表哥递给我们一个搪瓷缸子，“厂里的活计苦，我在采矿队给你找了个搬矿石的活，一天能挣五块钱。秀莲怀着孕，干不了重活，就在工棚里拾掇拾掇，我隔三差五给你们送点米面。”
我紧紧握住表哥的手，千言万语最终只化作了一句“谢谢”。在这个举目无亲的异乡，这声谢谢显得如此苍白，却又承载了我们所有的希望。
第二天一早，我就跟着表哥去了采矿厂。采矿厂坐落在林场的边缘，巨大的矿坑像一张张开的血盆大口，挖掘机的轰鸣声震耳欲聋，矿车驶过的扬尘遮天蔽日。我的工作是把开采出来的铁矿石搬到传送带上，矿石棱角分明，硌得我的肩膀生疼，没一会儿，粗布的工装就被汗水浸透，又被矿尘粘成了硬邦邦的壳。从清晨到黄昏，我重复着机械的动作，手臂像灌了铅一样沉重，可只要想到工棚里的秀莲和她腹中的孩子，我就咬着牙坚持。
秀莲的日子并不好过。工棚里没有自来水，她每天要走两里多路去山脚下的小溪边挑水；没有煤气，只能捡林场里的枯枝败叶生火做饭。江南的深秋比北方更湿冷，夜里的寒风从石棉瓦的破洞钻进来，吹得床板嘎吱作响。她总是把那件唯一的厚棉衣裹在身上，蜷缩着身子，双手紧紧护着小腹。我每天晚上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工棚，第一件事就是把她搂在怀里，用我的体温给她取暖。
“柱子，我想家了。”一天夜里，秀莲在我怀里低声啜泣，“我想小鹃了，想我娘做的玉米面饼子。这里的水是涩的，米是硬的，我总觉得胃里不舒服。”
我轻轻拍着她的背，喉咙哽咽得说不出话。我何尝不想家？可我们回不去。我想起了村里的大喇叭，想起了李婶那双冰冷的眼睛，想起了一旦被发现，我们不仅会失去这个未出世的孩子，连唯一的生路都会被斩断。矿厂里的矿工大多是和我们一样的异乡人，有人是为了躲债，有人是为了逃婚，每个人的背后都有一段难言的苦衷。我们很少交流，只是在干活的时候互相递一根烟，眼神里是彼此都懂的无奈。
有一次，矿厂来了几个穿制服的人，说是检查安全生产。我当时正在搬矿石，看到那身藏青色的制服，心脏瞬间提到了嗓子眼。我扔下矿石，疯了一样往工棚的方向跑，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：保护秀莲，保护孩子。等我喘着粗气冲进工棚，秀莲也被吓得脸色惨白，正想往床底下钻。我一把拉住她，把她按在怀里，死死地捂住她的嘴。
制服的脚步声从工棚外经过，每一步都像踩在我的心上。我能感受到秀莲的身体在剧烈地颤抖，她的指甲深深嵌进了我的后背。过了十几分钟，脚步声渐渐远去，我们才松了一口气，两人都出了一身冷汗。秀莲靠在我怀里，哭得浑身发抖：“他们是不是来抓我们的？建国，我好怕。”
那天之后，我变得更加警惕。我让秀莲白天尽量不要出门，就算要挑水，也选在天还没亮或者天黑之后。工棚周围的树林成了她唯一的活动场所，她会坐在树下，看着远处的矿坑发呆，有时候会轻轻哼着北方的童谣，那是她哄小鹃时唱过的调子。我知道，她是在用这种方式，排解心中的思念和恐惧。
江南的冬天来得悄无声息，雨水也多了起来。工棚的屋顶漏雨，我们用塑料布和破麻袋堵着，可雨水还是会从缝隙里渗进来，在地上积起一个个小水洼。秀莲的孕吐反应越来越严重，吃什么吐什么，整个人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。我想给她买点营养品，可矿厂旁边的小卖部里，除了方便面和饼干，什么都没有。表哥看在眼里，偷偷给我们送了几个鸡蛋，秀莲舍不得吃，非要让我煮了吃，说我干活辛苦。我们推来推去，最后把鸡蛋煮了，一人一半，那点温热的蛋黄，成了我们在异乡最奢侈的美味。
除夕那天，矿厂里的矿工大多回了家，只剩下我们几个无处可去的异乡人。表哥提了一瓶散装的白酒，还有一包花生米，来到我们的工棚。我们围坐在那张缺腿的桌子旁，就着昏暗的煤油灯，喝着辛辣的白酒。窗外飘起了雪花，这是江南难得一见的雪，落在石棉瓦上，发出簌簌的声响。
“过年了。”表哥举起搪瓷缸子，声音有些沙哑，“喝了这杯，希望明年能好过点。”
我和秀莲也举起缸子，白酒入喉，烧得喉咙生疼，却也让心里那点冰封的酸楚融化了一些。秀莲看着窗外的雪花，轻声说：“不知道丫丫现在有没有穿上新棉袄，不知道她会不会想我们。”
我转过头，不敢让她看到我泛红的眼眶。我想起了远在北方的女儿，想起了那个土坯房的小院，想起了父亲的遗言。腹中的孩子还在安静地生长，像一点微弱的星火，在这异乡的矿尘里，支撑着我们走过一个又一个难熬的日夜。
我伸出手，紧紧握住秀莲的手，她的手冰凉，却带着一股执拗的力量。“等孩子生下来，等风头过了，我们就回家。”我轻声说，不知道是在安慰她，还是在安慰我自己。
矿坑的轰鸣声在除夕的夜里渐渐沉寂，只有雪花落在工棚上的声音，轻柔而漫长。我知道，这场躲避计生的异乡之旅，还远远没有结束。我们就像两粒被风吹到江南的尘土，渺小而卑微，可只要腹中的星火不灭，只要我们还握着彼此的手，就总有熬出头的那一天。只是我不知道，那一天，究竟还要等多久；也不知道，这千里之外的辛酸与无奈，会在我们的生命里，刻下多深的烙印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