秋后的日头斜斜地挂在树梢，把土坯房的影子拉得老长。小鹃趴在炕头玩着布老虎，咿咿呀呀的声音，本该是这院子里最熨帖的暖，可我和秀莲坐在灶房的小板凳上，却半天没说一句话，只有灶膛里的柴火，偶尔发出一两声噼啪的轻响。
院门外传来一阵脚步声，夹杂着村干部老李的大嗓门：“各家各户注意了啊，计划生育政策要常抓不懈，少生优生，幸福一生——”那声音像块石头，砸在我心上，沉甸甸的。秀莲下意识地攥紧了手里的抹布，指节泛白，眼神里藏着一丝慌乱。
我抬头望过去，正好看见老李胳膊上戴着的红袖章，红得刺眼，像一团烧得正旺的火，晃得人睁不开眼。这两年，这红袖章成了村里育龄夫妇最怵的东西。它往谁家门槛上一站，不是催着去做检查，就是宣讲政策，要是谁家敢偷偷超生，那后果，想都不敢想。
“他又来晃悠了。”秀莲的声音很低，带着点颤音，“昨天王婶还说，西村的翠花怀了二胎，被他们查出来，罚了五百块，家里的猪都被拉走抵账了。”
我闷头抽着烟，烟锅子烧得发烫，烫得手指生疼，却没舍得撒手。五百块，那可是我在砖瓦窑干大半年的工钱。我想起娘前几天拉着我的手，红着眼圈说的话：“柱子啊，咱老王家就你这一根独苗，小鹃是好，可终究是个闺女，要是能再生个小子，咱王家的香火才算续上了。”
这话像根针，扎在我心里，拔不出来。传宗接代，这四个字，是刻在庄稼人骨子里的执念。村里的老少爷们，谁不盼着有个儿子养老送终？可看看那红袖章，看看墙上刷着的“一对夫妻一个孩”的标语，我又觉得浑身发冷。
秀莲像是看穿了我的心思，轻轻叹了口气：“我知道你心里想啥，可政策这么严，咱哪敢冒这个险？再说，小鹃还小，要是真再生一个，日子咋过？”她的手伸过来，覆在我的手背上，凉凉的。
我转过头，看着她。这些日子，她瘦了好多，眼窝都陷下去了，可眼神还是那么亮。我知道，她也盼着有个儿子。那天夜里，她摸着小鹃的脸蛋，小声跟我说：“要是有个小子，以后小鹃也有个伴，长大了能互相帮衬。”
可这话，我们只敢在夜里说，像偷了什么东西似的，生怕被人听见。
心里的两个念头，像两头犟牛，在打架。一头是祖宗传下来的执念，一头是冷冰冰的政策，打得我心口发疼。我想起小时候，爹带着我去上坟，指着墓碑上的名字说：“看，这都是咱王家的列祖列宗，以后你得给他们添个孙子。”那时候，我还不懂这话的分量，现在才知道，这分量，能压垮一个人。
正愣神间，娘端着一碗刚熬好的小米粥进来了，看见我们俩愁眉苦脸的样子，叹了口气：“别愁了，那红袖章再厉害，还能钻进咱屋里不成？我打听了，只要躲得过检查，等孩子生下来，他们总不能把孩子塞回去。”
“娘！”秀莲猛地站起来，声音都变了调，“这话可不能乱说！要是被人听见，咱全家都得遭殃！”
娘的脸一下子涨红了，悻悻地坐下：“我还不是为了你们好？我这把老骨头，还能活几年？就想看着家里添个小子，死也能瞑目了。”
屋子里又静了下来，只有小鹃的笑声，从炕头传过来，格外响亮，却让人心里更沉了。
傍晚的时候，老李真的进了我们家的门。红袖章在他胳膊上晃来晃去，他坐在炕沿上，喝着娘端来的茶水，笑眯眯地说：“柱子，秀莲，你们俩是村里的模范夫妇，可得带好头啊。小鹃这么可爱，一个就够了，多了，日子也难。”
他的话听着客气，可字字句句都带着敲打。秀莲低着头，抠着衣角，一句话都不敢说。我陪着笑，把烟递过去：“李主任说得是，我们都记着呢，响应政策，少生优生。”
心里却像被什么东西堵着，闷得喘不过气。
等老李走了，秀莲才松了口气，一屁股坐在板凳上，后背的衣裳，都被冷汗浸透了。娘在一旁嘟囔：“他就是来探口风的，咱不搭理他就完了。”
我没说话，走到院子里，看着天边的晚霞。晚霞红得像那红袖章，把整个村子都染成了红色。风一吹，墙上的标语哗啦啦响，像是在一遍遍提醒我，什么能做，什么不能做。
秀莲走过来，站在我身边，轻轻挽住我的胳膊：“柱子，要不，咱就听天由命吧。有小鹃，咱就够了。”
我转过头，看着她，又看了看屋里熟睡的小鹃。小鹃的脸蛋红扑扑的，睡得正香。我想起她第一次叫“爹”的时候，想起她蹒跚学步扑进我怀里的时候，心里忽然软了。
是啊，有小鹃，就够了。
可那点执念，还是像颗种子，埋在心底，没发芽，却也没枯萎。
夜里，我做了个梦。梦见那红袖章飘进了我们家，飘到了炕头上。我想伸手去抓，却怎么也抓不住。还梦见小鹃身边多了个小弟弟，虎头虎脑的，正扯着我的衣角喊爹。
醒来的时候，一身冷汗。秀莲睡得正香，手还搭在我的腰上。我轻轻摸了摸她的肚子，心里五味杂陈。
窗外的月光，冷冷的，照在那红袖章曾经停留过的门槛上。我知道，这场关于传统和政策的拉扯，还没完。它会像一根线，牵着我们这些庄稼人的喜怒哀乐，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，慢慢往前走，不知道尽头在哪里。
土坯房里的灯，昏黄的，亮了一夜。灶膛里的火，灭了，又被我添上了柴。火光跳动着，映着墙上的标语，也映着我和秀莲满是愁绪的脸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