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65年的秋天来得特别急。
刚过中秋，河边的柳树叶子就黄了大半，风一吹，簌簌地往河里落。林秀秀蹲在河边，盯着水中自己的倒影看了好一会儿——圆脸，杏眼，两条粗辫子垂在胸前，额前的碎发被风吹得乱糟糟的。
水里的人和她对视着，眼神却和从前不一样了。
三天前，也是在这河边，她追着建军哥的背影跑，脚下一滑就栽进了深水区。冰凉的河水灌进鼻子耳朵的时候，有什么东西在脑子里炸开了，像除夕夜的炮仗，噼里啪啦地响过一阵后，留下满地红纸屑和说不清道不明的清明。
她被捞上来时已经没气了，是村头的赤脚大夫硬按回来的。醒来后，她盯着茅草屋顶看了整整一炷香的时间，然后清晰地叫了声“娘”。
她娘王氏当时正在灶台边抹泪，听见这声，手里的葫芦瓢“哐当”掉进了锅里。
“秀、秀秀？”王氏颤着声凑到床边。
“娘，我渴。”林秀秀说完这话，自己也愣了愣。她说话向来是颠三倒四的，几个字几个字往外蹦，可刚才那句话，顺溜得像是练过许多遍。
王氏的眼泪“唰”地下来了，不是伤心，是这十八年来头一回，女儿清清楚楚地喊了她，还说了句完整的话。
“哎！娘这就给你倒水！”王氏手忙脚乱地去拿碗，差点绊倒在门槛上。
这三天，林秀秀在家躺着，脑子里像塞了一团理不清的麻。有些画面闪得飞快——高高的楼，会跑的铁盒子，亮得刺眼的灯；有些又模模糊糊的，像隔着一层毛玻璃。但更多的时候，她还是那个林秀秀，只是不傻了。
至少，她能想明白一件事：建军哥不会再回来了。
王建军是和她一块儿长大的，住村东头。小时候她发烧烧坏了脑子，村里的孩子都欺负她，只有建军哥护着她，给她摘野果子，带她掏鸟蛋。两家大人看着，就半开玩笑地定了娃娃亲。这一“玩笑”就是十几年。
今年夏天，王建军高中毕业，他城里姑父给他找了个机械厂学徒工的指标。走的那天，王建军摸着她的头说：“秀秀，等我在城里站稳脚跟，就回来接你。”
她信了，天天掰着手指头数日子。可前天村支书从公社回来，悄悄跟她爹说，在县城看见王建军和厂里一个姑娘逛供销社，“俩人挨得近着呢”。
这话传到了王家，昨天下午，王建军的娘就拎着半斤红糖上门了。
“秀秀是个好孩子，可我们建军现在在城里……”王婶子搓着手，话没说全，但意思明晃晃的。
她爹林大山闷头抽旱烟，她娘在灶房偷偷抹泪。林秀秀当时还昏沉着，只听了个大概。可今天早上彻底清醒后，她突然就全明白了。
明白之后，心里反倒空了，像秋收后的谷仓。
“秀秀！回家吃饭了！”
弟弟林修远的声音从岸上传来。林秀秀慢吞吞地站起来，拍了拍裤腿上的土。动作还是有些笨拙，但已经能控制住自己的手脚了——从前她连蹲下站起来都常会摔跤。
林修远跑下河坡，十五岁的少年已经蹿得比姐姐高半头了。他小心地看着姐姐的脸色：“姐，你没事吧？娘说让你别来河边……”
“没事。”林秀秀摇摇头，顿了顿，又补充道，“就是看看。”
她说话还是比常人慢半拍，每个字都要在脑子里转一圈才说出来。但林修远已经高兴坏了——从前姐姐连这么简单的回应都没有，只会咧着嘴傻笑，或者咿咿呀呀地比划。
“走，回家！娘烙了玉米饼，还给你蒸了鸡蛋羹。”林修远自然地想去牵姐姐的手，又想起什么似的缩了回去。姐姐清醒了，不是小孩子了。
姐弟俩一前一后往家走。林秀秀走得很慢，一边走一边看——看路边枯黄的野草，看远处起伏的田埂，看村里低矮的土坯房。这些景象她都看了十八年，可今天看着，总觉得有些不一样。像是……更清楚了。
快到家门口时，迎面碰上了两个人。
王建军和他娘。
王建军穿着崭新的蓝色工装，脚下是锃亮的皮鞋，头发梳得整整齐齐，手里还提着一个印着“为人民服务”的军绿色挎包。他看见林秀秀，脚步顿了一下，脸上闪过一丝不自在。
“秀秀……”他开口，声音干巴巴的。
林秀秀停下来，静静地看他。阳光从侧面照过来，她清晰地看见王建军眼角有一颗小痣——以前她总喜欢伸手去摸，王建军会笑着躲开，说“痒”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