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二天一早，我拎着东西往养老院去。车窗外的退耕还林山坡向后退去，记忆里的那个清晨，清晰得像在眼前。
天刚蒙蒙亮，狗皮窗纸泛着淡红，母亲已经把柴火码得整整齐齐，水缸挑得满满当当。“老何今儿来逮猪崽，四里山路呢，得让他吃口热乎的。”母亲擦着黑漆小木桌，眉眼间都是笑意。
院门外很快传来粗粝的招呼声：“何婶，在家不？猪崽该出栏了！”
老何站在门口，肩上挎着竹编小圆背笼，裤脚沾着达仁河的泥。他不用母亲搭手，径直冲进猪圈，伸手就攥住最壮实的猪崽耳朵。猪崽吱吱叫着蹬腿，他手腕一翻，就把猪崽摁进背笼，用绳子横竖捆紧，动作干脆利落。
称秤的时候，我蹲在旁边看得真切。母亲递过木杆秤，勾住背笼的绳扣，手却总往秤杆前端挪，秤杆翘得老高，秤砣都快滑下来了——她是怕称多了斤两，让老何吃亏。“差不多就行，都是乡里乡亲的。”母亲念叨着。
老何却急了，忙伸出手，掌心稳稳托在秤杆右端，把往下垂的秤杆托住，又慢慢往自己这边拽了拽，直到秤杆平了，秤砣稳稳停在最沉的刻度上。他还怕秤砣掉下来砸脚，另一只手虚虚护在秤砣下面，嘴里连声说：“不怕不怕，我扶着哩！该是多少就是多少，我身上钱够呢！娃要读书，多攒点是点！”
他从腰里掏出鼓囊囊的布包，捻出一沓毛票角票，数了又数，硬塞到母亲手里。母亲要推回去几张，他却梗着脖子：“拿着！娃上学要紧！”
那碗玉米糊汤，撒了两勺腌菜，老何蹲在门槛上呼噜噜喝得精光。抹抹嘴，他背起装着猪崽的背笼，步子迈得又稳又快，背影慢慢消失在泥泞的山路尽头。那时候的我，总盼着猪崽快点长大，盼着老何再来，盼着那些毛票能凑够我的学费。
“先生，养老院到了。”护工的声音把我拉回现实。
廊下的藤椅上，老何蜷着身子晒太阳。灰卫衣，灰布裤，和那天在医院门口撞见的模样一模一样。他听见脚步声，慢慢抬起头，浑浊的眼珠先是蒙着雾，看清我的脸时，突然亮了——亮得像达仁河上的晨光。
“你是……当年那个摘五倍子的娃？”他的声音哑得像砂纸磨过，干裂的嘴唇抿了又抿。
我蹲下身，把水果糖递到他手里，鼻子一酸：“老何叔，是我。我来看你了。”
他攥着糖，指节都在发颤，咧开没剩几颗牙的嘴笑了。我忙问他：“叔，你在这儿住得咋样？吃得惯吗？”
他连连点头，眼里的光更亮了：“好得很！护工待我好，顿顿有热饭吃。我那房子被国家收了，补了钱，我没处花，都存着哩！”他顿了顿，又往我身后瞅了瞅，小声问，“你娘……身子还好不？当年她煮的玉米糊汤，是我这辈子喝过最香的。”
风卷着盐肤木的叶子落在脚边，养老院的广播里，秦巴山的山歌正唱得响亮。远处的茶园泛着绿，输电铁塔闪着光，南水北调的水渠里，清水潺潺流淌。旧时光和新光景，在达仁河边静静交汇。
我看着老何满是皱纹的笑脸，忽然明白，这部书要写的从来不是一个人的命运，而是秦巴山的温柔——是贫穷里的善良，是岁月里的坚守，是时代洪流下，每一个普通人的赞美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