走出那栋压抑阴暗的筒子楼，1980年盛夏正午的太阳展示他惊人的热量。
热浪裹挟着柏油路烤化了的沥青味，扑面而来。街道两旁的树木无精打采地耷拉着叶子，唯有树上的知了不知疲倦，扯着嗓子嘶鸣。
大路上，一辆铰接式的“大通道”公交车喘着粗气缓缓驶过，更多的则是由无数辆“二八大杠”汇成的自行车洪流，清脆的车铃声此起彼伏，交织出一曲独属于这个时代的喧嚣乐章。
林青深吸了一口这充满煤烟味、尘土味，却唯独没有那股霉味的空气。
自由的味道，真好。
他没有立刻去什么地方，而是找了个僻静的墙根树荫，像做贼一样，小心翼翼地打开了怀里那个生锈的饼干盒。
铁盒盖子咬合处生了锈，“嘎吱”一声涩响。
里面确实如嫂子王芳所嘲笑的那样，是一堆“破烂”。几张发黄卷边的黑白照片，照片上的人穿着长袍马褂，背景是模糊的旧金山金门大桥；底下压着几封早已泛黄变脆的信件，邮戳大多是六七十年代的。
林青的手指在一堆信件中快速翻找，指尖都在微微颤抖。最后，他的目光定格在一个看起来稍微新一点的信封上。
那是一月前寄来的，也是二爷爷死亡前的最后一封。
信封的左上角，印着一串蓝色的英文印刷体。
下方是一行手写的中文地址，钢笔字迹歪歪扭扭，透着一股英雄迟暮的颤抖。
“找到了。”
林青的拇指轻轻摩挲着那行字，嘴角勾起一抹弧度。上一世，这封信被王芳当废纸塞进了灶膛引火，等二十年后他知道真相时，连灰烬都找不到了。
但现在，命运的准绳重新握在了他手里。
他把信封郑重地揣进贴身衬衣的口袋里，又贴着胸口拍了拍。接着，他从裤兜深处掏出一个甚至带着体温的手绢包。
一层层揭开，里面包着他攒了整整三年的“私房钱”——那是高中毕业后，他打零工、过年帮人写春联，一分一毛抠出来的。
一共二十五块三毛。
在这个猪肉只要七毛钱一斤、烧饼只要五分钱的年代，这是一笔能让普通人家眼红的巨款，也是林青此刻全部的身家性命。
“够了。”
林青眼神充满希望，将手绢重新包好，塞回兜里。他拉了拉衣领，大步流星地穿过街道，直奔市中心那座最气派的建筑——市邮电大楼。
……
市邮电大楼是这座城市的地标。高大的苏式尖顶直刺蓝天，厚重的大理石门廊透着庄严，门口甚至还站着背着步枪的警卫，让人望而生畏。
在1980年，普通老百姓进邮局顶多是买张8分钱的邮票，真正进大厅发电报的，若不是家里出了什么大事，就是单位的公事。
至于发国际电报？那简直是天方夜谭。
林青推开厚重的铜框玻璃门，一股凉意瞬间袭来。大厅挑高极高，头顶的吊扇呼呼旋转，将外面的燥热隔绝在另一个世界。
他径直走向角落里那个挂着“国际业务”牌子的柜台。
柜台后面坐着个三十来岁的女营业员，穿着笔挺的制服，烫着时髦的卷发，正低头专心致志地织着一件红毛衣。
那个年代，百货大楼售货员、邮局营业员、粮店过秤员，那都是“八大员”，端着金饭碗，眼睛是长在头顶上的。
感觉到有人靠近，女营业员眼皮都没抬，手里的竹针飞舞如飞：“寄信去门口买邮票，取包裹去隔壁，别在这儿挡光。”
“同志，我发电报。”林青敲了敲厚实的木质柜台。
女营业员有些不耐烦地停下动作，抬头上下打量了一眼林青。
一身洗得发白的旧衬衫，袖口磨破了边，脚上一双解放鞋沾满了黄泥。一看就是个还没工作的待业青年，或者是刚进城的盲流。
“电报三分五一个字，想好了再填，别浪费纸。”她随手甩出一张在那年代通用的电报纸，又把一支蘸水笔往桌上一拍，“地址、收件人写清楚，别写连笔字，看不清不负责。”
林青接过单子，没有丝毫犹豫，提笔就写。
笔尖划过纸面，发出沙沙的声响。他写的不是中文，而是一串英文。
写完，林青将笔帽扣好，把单子推了回去。
“写好了，麻烦您算算。”
女营业员漫不经心地接过来，嘴里嘟囔着：“这么快……”
她正准备数数这是几个字，突然，目光触及纸面上的那一瞬间，整个人僵住了。
那一串串像画一样的“洋码子”，让她猛地抬起头，像看外星人一样看着眼前这个青年，声音都变了调：
“你……你这是啥？”
“英文电报。”林青神色平静，仿佛在说一件稀松平常的小事，“发往美国旧金山。”
“美……美国？！”
这一嗓子，尖锐得像划破了玻璃。大厅里原本嘈杂的人声瞬间消失，所有人的目光“唰”地一下全都聚焦了过来。
在这个刚刚改革开放、国门微启的年份，“美国”这两个字，对普通老百姓来说，既遥远又敏感，那是另一个星球般的存在。
“你……你会洋文？”女营业员结结巴巴地问，态度瞬间从傲慢变成了震惊，甚至带着一丝敬畏。
这年头，懂英语的那都是什么人？那是外交官，是大学教授，是国家的高级人才！怎么可能穿成这副德行？
“略懂一点。”林青不想多解释，也不想被围观，“同志，麻烦算一下多少钱。这事很急。”
女营业员这才回过神来，刚才的傲气荡然无存。她手忙脚乱地翻出一本厚得像砖头一样的《国际资费手册》，手指哆哆嗦嗦地查着表格：
“发往美国……这可是国际长途电报，一个字要……要一块四毛钱！还得加收手续费！”
周围围观的人群发出了一阵倒吸凉气的声音。
“乖乖，一块四一个字？我干一天活还不够发俩字的！” “这小伙子怕是疯了吧？”
女营业员数了数单子上的字数，连同标点符号和地址：“一共是……二十一块六。”
这笔钱，相当于一个一级工大半个月的工资了。
林青没有丝毫犹豫。
他从裤兜里掏出那个皱巴巴的手绢包，在柜台上摊开。
五块的、两块的、一毛的，甚至还有一把分币钢镚。
他仔细地数出二十一块六毛钱，整整齐齐地码在柜台上，推了过去。
“麻烦尽快发出去，加急。”
看着那堆皱巴巴、甚至边缘带着汗渍的钞票，还有一堆钢镚，女营业员仔细地数过。她收起了所有的钱，郑重地点了点头：“好，我现在就去机房，给你走特急通道。”
随着发报机房里传出“滴滴答答”有节奏的声响，林青一直悬着的心，终于落下了一半。
在这个没有互联网、没有手机的时代，这封电报就是穿越太平洋的唯一信鸽。
走特急通讯，是为了抢时间，更是为了改变命运。
林青很清楚，二爷爷林忠勋虽然是在深秋去世的，但他早已病重，那笔庞大的遗产，如今正被律所托管。
如果不抢在二爷爷弥留之际证明自己的存在，那笔改变命运的钱就会被拿走。
二十一块六毛钱，换一张通往千万富翁的入场券。
这大概是1980年，全世界最划算的一笔投资。
走出邮电大楼时，外面的阳光依然刺眼，热浪滚滚。
林青摸了摸口袋里仅剩的三块四毛钱，肚子里不合时宜地传来了“咕咕”的叫声。
但他一点也不觉得饿，反而觉得浑身充满了力量，连骨头缝里都透着舒坦。
林青回头看了一眼邮电大楼顶端那巨大的时钟，秒针正坚定地向前跳动。
这一刻，命运的齿轮已经重新转动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