时间过得飞快，转眼就到除夕。
这一年的春节来得晚，但年味儿却比往年都要浓。胡同口供销社的门口早就排起了长队，凭票供应的带鱼、冻肉和瓜子花生，成了全北京城最紧俏的年货。
筒子楼里也热闹了起来。各家各户都在门框上贴上了红纸对联，楼道里弥漫着炸丸子和炖红烧肉的香气。
今年，老林家的二小子，搬回来一个“大怪物”。
那是一个巨大的纸箱子，上面印着全是洋文，只依稀认得几个汉字：日立。
“哎哟！这……这是电视机吧？”
“看这箱子，不像昆仑或者是牡丹啊？还是红色的壳子？”
邻居张大妈手里拿的烂菜叶都掉了，瞪大了眼睛看着林青指挥着两个板爷，把那个沉甸甸的箱子往屋里搬。
林青穿着那件深灰色的毛呢大衣，脖子上围着条羊绒围巾，笑着给张大妈了一把大白兔奶糖：“大妈，过年好。这是托朋友买的一台彩电，14寸的。”
“彩……彩电？！”
整个楼道瞬间炸了锅。
1980年，北京普通家庭能有一台9寸或12寸的黑白电视机，那已经是那是这一片儿的“首富”待遇了。一到晚上，那家必定是挤满了蹭电视看的邻居。
至于彩色电视机？那只存在于传说里，或者大领导的家里。
屋里。
嫂子王芳看着那个摆在五斗柜正中央、显像管还反着光的红色日立彩电，手都不敢往上摸，生怕摸坏了赔不起。
“老二……这得多少钱啊？”王芳的声音都在抖。
“没多少，主要是要外汇券。”林青正在摆弄天线，调试信号，“有了这个，今年除夕咱家能看个热闹。”
屏幕闪烁了两下，伴随着一阵雪花，突然跳出了清晰的彩色画面。那是央视的播音员，穿着中山装，背景是鲜艳的蓝色。
“呀！真是彩色的！人脸是肉色的！”大哥林宏激动得像个孩子，围着电视转了好几圈。
父亲林建国坐在床沿上，虽然极力保持着一家之主的威严，但那双总是盯着屏幕的眼睛出卖了他。咳嗽了一声：“行了，别在那丢人现眼了。老二有本事，那是老二的事。赶紧包饺子去！”
这一年的年夜饭，是林家这辈子吃得最“富裕”的一次。
除了传统的猪肉大葱饺子，桌上还多了一盘切好的香肠（林青从友谊商店买的）、三听午餐肉罐头，甚至还有一瓶茅台酒。
屋外，零星的鞭炮声此起彼伏。屋内，彩电里播放着喜庆的节目，暖黄色的灯光照在一家人的脸上。
气氛难得的温馨，没有了往日为了鸡毛蒜皮争吵的戾气。
“来，爸，我敬您一杯。”林青端起酒杯。
林建国端起酒盅，抿了一口那醇厚的茅台，脸颊微红。他看着在这个家里已经隐隐有了“顶梁柱”气场的二儿子，心里五味杂陈。
“老二啊，”林建国放下酒杯，语气有些迟疑，“过了年……你还走？”
全桌人动作都停了一下。
嫂子王芳也竖起了耳朵。她现在对这个小叔子是既敬畏又巴结，生怕他一走就不管家里了。
“走。”林青点了点头，夹了一个饺子，“必须要走。”
“还是去……那个美国？”母亲张桂兰担忧地问。
“不去美国了，太远。”林青笑了笑，指了指电视机里正在播报的一条关于“经济特区”的新闻，“我去深圳。”
“深圳？”大哥林宏愣了一下，“那不是南方的小渔村吗？听说那边乱得很，全是逃港的。”
“哥，那是老黄历了。”林青放下筷子，眼神变得认真起来，“现在的深圳，就像是一个刚刚生火的大炉子。国家要在那边搞试验，全世界的钱和机会都在往那流。我在美国的那家公司，准备在那边建个大厂。”
说到“建大厂”，林青特意看了一眼父亲。
对于老一辈工人来说，“建厂”是正经事，是光荣的事，比单纯的“做生意”要听起来靠谱得多。
果然，林建国的脸色缓和了不少：“那是正事。那是给国家搞建设。”
林青从怀里掏出两个厚厚的红纸包。
一个推给了父母：“爸，妈，这是给你们的养老钱。以后家里的煤球、米面，别省着，用完了我再寄。”
另一个，他推给了大哥和嫂子。
“哥，嫂子。这里面是一千块钱。”
王芳吓得差点从凳子上跳起来：“一……一千？！”
大哥现在的工资涨了一级，也不过才42块钱。这一千块，相当于他不吃不喝干两年！
“这钱不是给你们挥霍的。”林青看着大哥，语气平和却有力，“嫂子快生了，孩子得要营养。另外，哥，你那工厂效益我看一年不如一年。这钱你留着备用，万一哪天想做点小买卖，或者想学点技术，也能有个底。”
林宏眼圈红了，这个平日里木讷的汉子，此刻端着酒杯的手都在哆嗦：“老二，哥……哥没用，以前还抢你的名额……”
“过去的事，提它干嘛。”林青碰了一下大哥的杯子，一饮而尽，“咱们是亲兄弟。只要我林青有一口肉吃，咱家就喝不上稀的。”
窗外，正是除夕夜的零点。
鞭炮声骤然密集起来，像是要把整个1980年的陈旧与贫穷都炸个粉碎。
林青走到窗前，看着北京城夜空中绽放的烟花。
他知道，这可能是他最后一次这样安逸地过年了。
过完这个年，1981年的春天就要来了。 南方的深圳，那片充满宝藏的土地正在等待着他的挖掘。 那将是一场属于勇敢者的狂欢，而他，已经备好了粮草。
“新年快乐。”
林青对着窗外的烟火，轻声说道。 既是对这个时代，也是对那个即将南下、大杀四方的自己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