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林先生，您儿子林小树这学期的表现，需要特别‘关照’一下。”
说这话时，周雨薇坐在我家那张三年前买的北欧风沙发上，双腿并拢斜放，黑色西装裙的褶皱都没乱一丝。她的手指轻轻搭在膝盖上，指甲修剪得干净到近乎苛刻——这个细节我太熟悉了，十年前我第一次在山区小学见到这女孩时，她正在用生锈的剪刀给自己剪指甲，剪到肉了也不停手。
现在她二十六岁，师范大学毕业两年，是我儿子林小树的班主任。
也是我资助了整整十年的山区女孩。
“周老师，您说的‘关照’是指……”我妻子苏婉端来果盘，声音带着家长见老师时那种特有的谨慎讨好。
周雨薇没碰水果。
她抬起眼睛看我，那眼神像手术刀——冷静，锋利，没温度。“字面意思，林太太。我会用我的方式，特别关注林小树的在校表现。”她停顿半秒，转向我，“尤其是心理和行为方面的问题。”
客厅的空调开在二十六度，我却觉得后背在冒冷汗。
“小树他……在学校惹事了？”我问。
“目前还没有。”周雨薇从随身携带的米色公文包里抽出一个牛皮纸文件夹，翻开，“但他有潜在的倾向。上课走神频率是全班平均值的2.3倍，小组活动时回避眼神接触，体育课集体项目会找借口去医务室。最重要的是——”
她抽出一张A4纸，推到茶几上。
那是一幅画。用彩色铅笔画在作业本背面的，线条凌乱，色彩却刺眼：一个黑色的房子，窗户是红色的，房顶蹲着个火柴人，火柴人手里牵着一条线，线的另一端拴着另一个火柴人的脖子。
“美术课的随堂作业，主题是‘我的家’。”周雨薇的声音很平，“全班四十二个孩子，只有林小树画了上吊的人。”
苏婉倒抽一口冷气，手指捂住嘴。
我盯着那幅画，觉得喉咙发干。“小孩子乱画的……”
“八岁的孩子已经能通过绘画表达内心情绪了。”周雨薇合上文件夹，动作干脆得像在法庭上提交证据，“林先生，林太太，我今天来不是要指责什么。只是作为班主任，我有责任提醒家长，孩子可能有一些需要干预的心理状态。”
她说话的方式专业得像在读报告。
每一个字都打磨过，没有多余的情绪。
“那……我们该怎么配合？”苏婉的声音有点抖。
周雨薇终于看向我。她看了足足五秒钟，然后说：“首先，我需要了解家庭环境。尤其是父亲与孩子的相处模式。”
空气凝固了。
“周老师，您这话是什么意思？”我问。
“意思很简单。”周雨薇站起身，身高一米六五左右，但因为背挺得太直，给人一种压迫感，“林先生，您平时和孩子沟通的时间，每周有多少？”
“我工作忙……”
“具体数字。”
“……三四小时吧。”
“有效沟通呢？”她追问，“不是吃饭时说‘快点吃’，也不是催作业时说‘写完没’，而是坐下来，看着他眼睛，听他说话的沟通。”
我没吭声。
苏婉替我回答：“周末偶尔会有……”
“偶尔。”周雨咀嚼这个词，像在品味什么，“明白了。第二个问题：您对孩子发脾气时，通常会用什么句式？”
“周老师，”我站起来，身高比她高一头，但气势上反倒像矮了一截，“这些问题和孩子的画有什么关系？”
“很有关系。”她迎上我的目光，毫不退让，“父亲的言行模式会直接塑造孩子的内心世界。林先生，您还没回答我的问题。”
我深吸一口气：“我很少发脾气。”
“真的吗？”她突然笑了一下，那笑容很短，没到眼睛就消失了，“那请您解释一下，为什么林小树在作文里写：‘爸爸的声音像打雷，我数过他最多一次说了十七个你必须要’？”
苏婉猛地转头看我。
我张了张嘴，没发出声音。
“作文题目是《我的爸爸》。”周雨薇从文件夹里抽出另一张纸，这次是作文本的复印件，“需要我念一段吗？”
“不用了。”我说。
客厅安静得可怕。我能听到楼上传来隐约的游戏音效——小树在打游戏，我半小时前刚吼过他“再玩就砸了你那破平板”。
周雨薇重新坐下，姿态依然端正得像尺子量的。
“林先生，我直说吧。根据我的观察和评估，林小树表现出典型的焦虑回避倾向，伴有轻度抑郁情绪。这与家庭氛围，尤其是父亲的高压教育方式，有显著相关性。”
“高压？”我觉得血往头上涌，“我给他最好的学校，最好的吃穿，周末还报了两个兴趣班，这叫高压？”
“您资助我的时候，也是这样。”周雨薇突然说。
时间停了。
“什么？”
“十年前，您通过‘春雨助学计划’资助我，从小学五年级到大学毕业。”她的声音没有任何起伏，像在说别人的事，“每年六千块钱，每月一封手写信。记得吗？”
我当然记得。
那些信是我妻子建议写的。她说不能只给钱，还要给予精神关怀。于是每个月我都抽个周末晚上，坐在书房里，用公司信纸给那个叫周雨薇的山区女孩写信。鼓励她好好学习，走出大山，改变命运。
“您每封信的开头都是‘周雨薇同学，希望你珍惜来之不易的机会’。”周雨薇说，每个字都清晰得像在念稿，“结尾永远是‘不要辜负我们对你的期望’。中间部分，您会列举我这个月应该做到的事：数学要考到全班前三，英语单词要背完第几单元，周末要帮家里干活但不能超过四小时以免影响学习。”
苏婉的脸色变了。
“那些是……鼓励的话。”我说，声音有点虚。
“是吗。”周雨薇从包里拿出一个塑料封皮的本子，很旧了，边角磨得起毛。她翻开，里面整整齐齐贴着几十封信——都是我写的，原件。
她翻到其中一页，开始念：
“‘周雨薇，听说你这次期中考试从年级第二掉到了第五。我很失望。你要知道，山区有多少孩子连读书的机会都没有，你拥有这样的资助，没有退步的资格。下个月必须回到前三，否则我会考虑是否继续资助。’——这是您在我初二那年写的。”
她又翻一页：
“‘听说你父亲生病，你需要请假一周照顾。孝心值得肯定，但学业不能荒废。我已经给你寄了辅导资料，在医院也要抽时间学。记住，你是全家唯一的希望，没有脆弱的权利。’——这是我高一那年，我爸肝癌晚期时您写的。”
“别念了。”我说。
但周雨薇继续念：
“‘高考志愿我建议你填师范。女孩子当老师稳定，适合你的背景。不要好高骛远想学什么金融法律，那些不适合你。按我说的填，我会继续资助你大学学费。’——这是我十八岁生日那天收到的信。”
她合上本子。
客厅里只剩下空调的嗡嗡声。
“周老师，”苏婉先开口，声音发颤，“那些信……我们本意是好的……”
“我知道。”周雨薇说，“你们出钱，有权利提要求。就像林先生现在出钱养家，有权利对儿子提要求一样。逻辑一致。”
她站起身，拿起公文包。
“我今天来，主要就是说两件事。第一，林小树的心理状况需要干预，我已经联系了学校的心理咨询师，每周会进行一次辅导。第二，作为班主任，我会特别‘关照’他——用您当年教我的方式。”
“什么方式？”我哑着嗓子问。
“高标准，严要求，不容有失。”她走到门口，换鞋时背对着我们说，“当然，我会用更专业的方法。毕竟我读了四年师范，两年教育心理学硕士，知道怎么在不摧毁孩子自尊的前提下纠正问题。”
她拉开门，又停住。
“对了，林先生。您当年在信里写过一句话，我一直记得。您说：‘痛苦是成长的养分，批评是关爱的表现。’”
她转过头，最后看我一眼。
“现在，我把这句话还给您。从明天起，我会用我的方式，让您的儿子‘成长’。希望您也能学会，什么是真正的‘关爱’。”
门关上了。
苏婉瘫坐在沙发上，手指插进头发里。“她恨我们。”
我没说话，走到窗边。楼下，周雨薇走出单元门，她没有立即离开，而是站在路灯下，从包里掏出那个旧本子，又看了一会儿。
然后她抬头，准确地看向我家窗户。
隔着五层楼的距离，我看不清她的表情。
但她站了足足一分钟，才转身离开，背影挺直得像一根针，扎进夜色里。
楼上，游戏音效还在响。
我忽然想起十年前那个春天，我去山区实地考察资助对象。在破旧的教室里，我看到一个小女孩背对着窗户写字，阳光把她洗得发白的衣服照得透明，能看见里面打着补丁的背心。
校长说：“那就是周雨薇，年级第一，家里最穷。”
我走过去看她写字。作业本是从垃圾堆捡来的账本，她在背面写字，每个字都工整得可怕。我问她有什么梦想。
她没抬头，说：“走出去。”
“走出去之后呢？”
“再也不回来。”她说，笔尖戳破了纸。
那时我觉得这孩子有志气。
现在我才听懂那句话里的重量。
手机震了一下，是班级微信群。周雨薇发了一条通知：“明天开始，我会对部分同学进行一对一学习跟进计划。名单如下：林小树、王浩然、张诗雨……”
下面有家长回复“收到”“谢谢老师”。
我盯着屏幕，手指冰凉。
十年前，我每月寄出的那六千块钱和那些信，像一颗埋进土里的种子。我以为它会开出一朵感恩的花。
没想到十年后，它长成了一根刺。
扎进了我儿子的生活。
也扎回了我的喉咙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