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坐在车里，隔着茶色的车窗看她。
她终于抬起头。
隔着一层玻璃，隔着一整个下午的灰，她的视线落在我脸上。
那是初秋。
稻田正黄。
可我只看见那双眼睛。
黑得像没有月亮的夜空。
可是里面有光。
“帮她捡。”我听见自己说。
编导一愣。
“所有野菜，帮她捡起来。”
2
她叫时苔。
之后我和节目组来到了村长家里。
村长家一点不像是农村，一幢2层小楼。有电视，有空调，有专门的客房。保姆正在装新电脑，说是节目组赞助的。
我站在门口，站了三分钟。
“那个女孩，”我问，“住哪儿？”
沿着土路走到村尾，尽头是一座土坯房。
墙根长满青苔，屋顶瓦片缺了几块，用塑料布压着。门是木头的，漆掉光了，露出底下灰白的木纹。
没有电。
我跨过门槛，眼睛适应了几秒昏暗。
灶台塌了一角，砖头歪歪扭扭垒着，上面架一口黑铁锅。
她踩在小凳上炒菜，手背红彤彤的——不是冻疮，是冻伤后愈合的疤。
锅铲比她手臂还长。她得踮脚才能够到锅底。
里屋传来咳嗽声。
“有人生病了？”我问道。
她回头，看见我，愣了一下。
然后赶忙去倒水。
杯子是搪瓷的，磕掉两块漆，边缘还有锈迹。
她用手背擦了一圈杯口。
“喝水。”
我接过来，喝了一口。
“你几岁？”
“九岁。”
九岁。该上小学四年级的年纪。
“上学了吗？”
她没回答。低头摆弄灶台边的柴火。
过了很久，久到我以为她不会回答了，她轻轻说：
“只上到1年级，要照顾爷爷。”
我没再问。
那天下午我坐在她家门口，看着她生火、洗菜、炒那盘青菜。烟从灶膛里溢出来，她咳几声，拿袖子掩住口鼻。
门板硌着我的后背。
这里没有沙发，没有空调，没有佣人。
可我坐在这儿，比坐在村长家的皮沙发上更自在。
爷爷从里屋出来，扶着墙。
看见我，浑浊的眼睛里闪过一丝惶恐。那不是尊卑，是长久挨饿受穷的人面对“施舍者”时本能的卑微。
“你是……城里来的少爷吧？”
我没应。不是傲慢，是不知道该怎么应。
“阿苔，去把鸡杀了。”爷爷说。
她站着没动。
“爷爷，鸡下蛋呢。”
“下蛋有甚用，人家城里少爷来了——”
“不用。”我打断他，“我不吃鸡。”
时苔抬起头看我。
那双眼睛里没有卑微，没有惶恐。
只是安静地看着我。
那是我第一次在她脸上看到类似“感激”的表情。
不是因为我给了她什么。
是因为我什么都没要。
节目组来拍素材，摄像问我为什么不住村长家。
我看着灶膛里跳动的火苗。
“这儿挺好。”
火光照在她侧脸上，把睫毛的影子拉得很长。
离开那天，她往我手里塞了一把东西。
低头看，是一把糖。
糖纸皱皱巴巴的，有几颗还粘在一起，一看就是攒了很久。
“路上吃。”
我从来不吃糖。
太甜了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