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听见这两个字，心里说不上什么感觉。
不是难过，就是觉得哪里不太对。
但我太累了，没力气想。
月子是我妈不在了，他妈也没来。
我自己熬过来的。
周国平请了三天假，第四天就上班去了。
他说：“你自己能行吧？公司离不开我。”
我说能行。
女儿的奶粉钱，每个月四百多。尿不湿一百多。加上我那段时间没上班，家里只有他一个人的工资。
他开始抱怨钱不够花。
我说：“要不我出了月子就去上班？”
他说：“那你去吧。孩子送你姑妈那儿带。”
我没说话。
我姑妈在乡下，送过去就意味着我每个月只能见女儿一次。
但我没有别的办法。
后来的几年，日子就这么过着。
他上班，我上班。女儿在姑妈那儿。每个月我把工资的一半寄过去当生活费。
我和周国平之间的话越来越少。
不是吵架，就是没什么好说的。
他不问我今天怎么样，我也不问他在忙什么。
我以为所有的婚姻到最后都是这样。
就这么熬着。
直到2021年，拆迁的消息终于来了。
我记得那天周国平回来的时候，脸上的表情——是我嫁给他十二年以来，见过的最开心的一次。
比结婚那天还开心。
比女儿出生那天开心一百倍。
“八百万！”他搓着手，在客厅转了两圈，“晓棠，咱们发了！”
我也很高兴。
十五年了。
住了十五年的烂房子，省了十五年的电费，忍了十五年的湿毛巾擦凉席。
终于值了。
我说：“咱们先把女儿接回来吧。”
周国平说：“不急。钱先存着，我来管。定期利息高，放个三年，光利息就有好几十万。”
我说：“行。”
他说：“存折放我这儿，回头给你看。”
我说：“好。”
他笑了笑，拍了拍我的肩膀。
“晓棠，苦日子到头了。”
那一刻我真的信了。
苦日子到头了。
2.
拆迁款到账以后，周国平确实变了。
但不是变好了。
是变忙了。
应酬多了，电话多了，出差多了。
以前他一周能在家吃五顿饭，现在变成了两顿。后来变成一顿。再后来，他有时候整个星期都不着家。
我问他怎么回事。
他说：“公司在谈一个大项目，我负责对接。你不懂这些。”
我确实不懂。
但我懂的是，他的穿着变了。
以前他穿的衬衫都是我在批发市场买的，四十块一件。现在他身上那件，我在商场里看到过，标价1280。
他开始用香水了。
他以前连洗面奶都不用。
我没问。
他的手机也开始设密码了。
以前他的手机随便放在茶几上，我要用他的充电器，他说“你拿吧”，连看都不看一眼。
现在他去厕所都要带着手机。
洗澡也带着。
我还是没问。
不是不想问。
是不敢。
我怕问了以后，得到一个我不想听的答案。
拆迁款到账后的第一年，周国平说要把女儿接回来。
我很高兴，以为他终于想到女儿了。
结果他接下来说的话是——
“幼儿园得找个好的，学费一学期一万八。你去交。”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