县检察院三楼会议室的空气仿佛凝固成铅块，长条会议桌两端的灯光惨白，将每个人脸上的神色照得棱角分明。王海涛坐在主位，指尖无意识地摩挲着桌沿的划痕——那是上次急火攻心时拍桌留下的印记，此刻他的目光扫过列席人员，带着不容置疑的威压，喉结不自觉地滚动了一下。起诉期限的最后时限就悬在头顶，墙上的挂钟滴答作响，每一声都像在倒计时，这是一场输不起的会议。
邓检察长身着检察制服，端坐于侧，胸前的检徽在灯光下泛着冷光，刺得人眼睛发沉。他双手交叠放在桌前，指关节微微泛白，看似平静的眼神里，实则翻涌着惊涛骇浪。一边是李敬之书记三番五次的电话施压，“办不好就问责”的话语犹在耳畔；一边是案卷里清晰可见的证据漏洞，身为检察长的职业操守如警钟长鸣。他偷偷瞥了眼王海涛紧绷的侧脸，又看向桌角那份标注着“陈卫国案”的卷宗，内心天人交战：撤案，便是违抗上级指示，自己多年的仕途可能就此终结；起诉，便是违背法律正义，检徽的重量会压得他终身难安。
古理站在投影幕前，声音带着刻意压制的急促，逐字逐句汇报案情，PPT上的文字密密麻麻，却像被雨水打湿的墨迹，掩不住证据链上的裂痕。他汇报到关键处时，刻意避开陈海的目光，仿佛生怕被对方看穿证词里的破绽。
“我的意见是，不予起诉，撤销案件。”起诉科长陈海的声音打破了沉默，他将一份厚厚的审查报告推到桌中央，纸张摩擦的声响在寂静中格外刺耳，语气坚定如铁，“徇私枉法罪的构成要件根本不成立。先看1.21案，案发地在市区东风路，终结地在城郊工业园，都不在新兴镇辖区，袁涛2月1日就已经在市区派出所报案，有报案回执为证，新兴派出所从始至终没有管辖权，陈卫国何来‘徇私枉法’之说？”
他顿了顿，伸手翻开下一页材料，目光直直对上王海涛铁青的脸，带着毫不退让的锋芒：“再看2.7案，袁涛是主管政法的镇副书记，陈卫国作为下属，巴结尚且来不及，怎么可能拒绝他的立案要求？明眼人都能看出，是袁家人酒后打伤了张浩等人，怕事情闹大影响袁涛仕途，才想私了，刻意回避公安机关介入。更关键的是，案发当天下午3点，陈卫国就向县局指挥中心做了书面汇报，重案中队4点20分就抵达现场勘查，可我们调取案卷时，除了一份现场照片，没有任何问话调查材料——唯一的可能，就是袁家人拒不配合取证，而非陈卫国不作为！”
陈海的话像一把利刃，精准剖开了案情的核心，会议室里响起细碎的议论声，坐在后排的两名年轻检察官悄悄点头，眼神里带着认同。王海涛的脸色愈发难看，他猛地一拍桌子，震得桌上的水杯嗡嗡作响，水花溅出杯沿，在桌面上晕开一小片水渍：“荒唐！陈海，你有没有搞清楚状况？”他指着陈海，声音里满是焦虑与强硬，额角的青筋突突直跳，“案件办到现在，全市的政法宣传专栏都登了进展，老百姓盯着我们看笑话，李书记更是三令五申，必须拿下陈卫国！现在说撤案？追责下来，你担得起吗？”
“追责也不能拿法律当儿戏！”陈海毫不示弱地站起身，办公桌被他撞得微微晃动，“王主任，我们是检察官，不是权力的工具！证据不足就强行起诉，不仅会让陈卫国蒙冤，更会砸了检察院的招牌！”
“你——”王海涛气得手指发抖，正要发作，却被邓检察长抬手制止。
所有人瞬间噤声，目光齐刷刷投向邓检察长。他沉默良久，指尖轻轻敲击着桌面，每一下都像是敲在众人的心弦上，节奏忽快忽慢，泄露着内心的挣扎。他想起昨天李敬之书记在办公室的谈话，对方拍着他的肩膀说“老邓，这是对你的考验”；又想起陈海提交的审查报告里，那些用红笔圈出的证据漏洞，想起陈卫国在提审时那句“我相信法律不会冤枉一个好人”。最终，他缓缓开口，声音低沉而谨慎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疲惫：“案件走到这个节点，贸然撤案确实不妥。”
这句话让王海涛松了口气，紧绷的肩膀微微下垂，而陈海则皱紧了眉头，脸上写满失望，正要开口反驳，却被邓检察长的眼神拦住。
“我会向上级检察院申请异地受理起诉，”邓检察长继续说道，目光扫过全场，最后落在王海涛和陈海身上，语气里带着一丝妥协，也藏着一丝侥幸，“这样既能争取更多办案时间，也能避开本地干扰，看看能不能找到新的突破点。如果最终还是证据不足，届时再按程序处理，也算是给各方一个交代。”
会议室里再次陷入寂静，只有空调的送风声在耳边回荡，混杂着墙上挂钟依旧不停歇的滴答声。法槌尚未落下，可每个人都清楚，这场围绕着陈卫国的博弈，早已超出了案件本身——权力的施压、舆论的裹挟、法律的底线，在这方寸会议室里交织碰撞，火花四溅。而异地受理的申请，不过是将这场风暴暂时推迟，真正的较量，才刚刚拉开更激烈的序幕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