仲春的风掠过看守所的高墙，卷着墙根下潮湿的泥土气息，墙头上枯萎了一冬的野草终于褪去焦黄色，冒出星星点点的新绿，像撒在灰幕上的碎玉。陈卫国隔着铁窗望着那抹生机，指尖在粗糙的水泥窗台上反复摩挲，留下深浅不一的痕迹——那份薄薄的起诉意见书，早已被他翻得卷了边、起了毛，纸页上的折痕深如沟壑，每一个字都像烧红的烙铁，刻在心上，支撑着他熬过无数个辗转反侧的黑夜，盼着开庭那天，能在法庭上亲手撕开证据链的裂痕，让真相重见天日。
市南区法院三楼的审判委员会会议室里，争论声却盖过了窗外的鸟鸣，像一锅煮沸的开水，咕嘟冒泡。长条会议桌的一端，韩红将案卷重重一推，“砰”的一声撞在桌沿，镜片后的目光锐利如刀，直刺人心。她身着藏青色法官制服，肩章上的麦穗在灯光下泛着冷光，短发利落地贴在耳后，袖口挽起露出半截手腕，常年握法槌的指节泛着淡红，像浸过血的珊瑚，透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。“这案子根本站不住脚！”她的声音清亮，带着不容置疑的专业底气，“徇私枉法罪和私分罚没财物罪，两条罪名都牵强得可笑！”
她猛地翻开袁涛、袁三的证言笔录，指尖重重点在补充侦查的修改处，纸面被戳得微微发颤：“县检察院补充侦查就改了个法检时间和地点，一句‘证人记错了’就想蒙混过关？可里面的细节全是漏洞！当初为了坐实陈卫国‘拖着不办’，刻意写刘健所长建议‘民事私了、刑事追究’，但私了是案发一个月后才提的，法检第三天就做了——这不是自相矛盾，是什么？”她又翻到袁三的询问记录，嘴角勾起一抹冷笑，声音里淬着冰，“袁三为了圆谎，反复强调跟方法医多熟悉、多投缘，反倒弄巧成拙，越描越黑！连方法医的办公电话都记错了，这也叫‘熟悉’？”
话锋一转，韩红的手指指向“私分罚没财物罪”的卷宗，语气陡然加重：“陈卫国是教导员，管的是队伍思想建设，派出所实行所长负责制，罚没款的管理、分配、入账，根本轮不到他沾边，凭什么给他定这个罪？难道就因为他是副职，好拿捏？”她抬眼看向在座的同事，目光扫过一张张或沉默、或犹豫的脸，“还有陈卫国的辩护律师方明远，他的本事你们不是不知道，当年那个轰动全市的错案，就是他硬生生翻过来的。真要当庭硬碰硬，这些漏洞能被他撕得粉碎，到时候我们法院颜面何在？”
会议室陷入短暂的沉默，只有空调的出风口在轻轻作响，像谁在低声叹息。直到黄院长缓缓开口，打破了这份压抑。他靠在椅背上，头顶的白发在灯光下格外显眼，像落了一层霜，眼角的皱纹被岁月刻得深邃，纵横交错，抬手端茶杯时，指腹上因常年批阅案卷留下的薄茧清晰可见，与瓷杯的光滑形成鲜明对比。热气模糊了他的老花镜，也模糊了他眼底复杂的神色——有疲惫，有无奈，更有被权力裹挟的挣扎，像被困在蛛网上的飞蛾。“韩法官，你的顾虑我比谁都清楚。”他的声音低沉，带着几分沙哑，像被砂纸磨过，“上周李书记亲自来电话，语气里的意思很明确，陈卫国案是全县扫黑除恶的‘收官之战’，必须有个‘说法’，不能让前面的努力白费。”
黄院长放下茶杯，杯底与桌面碰撞，发出一声轻响。他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击，“笃、笃、笃”，每一下都像敲在众人的心尖上，震得人发慌。“我在法院干了三十年，从书记员到院长，什么样的案子没见过？冤的、假的、错的，我都碰过。这案子的证据漏洞，我闭着眼都能数出来。”他顿了顿，喉结滚动了一下，声音压得更低，“可李书记不仅是县委书记，还兼着市委副书记，我们法院的人事调整、经费拨款，哪一样离得开市委市政府的统筹？胳膊拧不过大腿啊。”他的目光扫过全场，最终落在韩红身上，带着一丝近乎恳求的意味，“先按南区检察院的起诉意见书开庭，至于结果——”他的声音低得像耳语，“如果这两条罪真的不成立，我们再变通一下，定个玩忽职守罪。总之，不能让案子就这么不了了之，得给上面一个交代，也得保住我们法院的‘体面’。”
韩红的肩膀猛地一沉，像被压上了千斤巨石，指尖攥得发白，指甲几乎要嵌进掌心，留下几道弯月形的血痕。她死死盯着桌上的法徽，那枚金色的徽章上，麦穗缠绕着天平，在灯光下明明灭灭——这是她从法学院毕业时，对着宪法庄严宣誓要守护的信仰，是她多年来心中的光。这些年，她顶住过说情打招呼的压力，驳回过证据不足的起诉，掀翻过颠倒黑白的错案，凭的就是对“以事实为依据，以法律为准绳”的坚守。可现在，“李书记”“给交代”“保住体面”这些词语，像一张密不透风的网，将她的信仰牢牢困住，让她喘不过气。
她想起刚入职时，老院长拉着她的手，指着墙上的标语说：“小韩，法官的笔重千钧，写下去的每一个字，都关系着别人的人生，千万不能偏。”可此刻，她手里的笔仿佛有千斤重，每往下按一分，都像在撕裂自己的良心，写下去的，可能是对司法公正的背叛，是对无辜者的伤害。镜片后的眼眶微微发热，水汽氤氲，她能想象到方明远在法庭上犀利发问、步步紧逼的模样，能想象到陈卫国在被告席上满眼不甘、奋力辩解的眼神，更能想象到自己妥协后，午夜梦回时良心的谴责，那将是无数个不眠之夜的煎熬。她的嘴唇动了动，想反驳，想抗争，可话到嘴边，却被黄院长眼底的无奈和现实的重压堵了回去，像被扼住了喉咙。最终，她闭上眼，长长的睫毛剧烈颤抖着，像在寒风中挣扎的蝶翼，几秒钟后，缓缓垂下——那是一种无声的屈服，像断了线的风筝，坠入深渊。
看守所里，陈卫国还在日复一日地盼着开庭通知。铁窗外的新绿渐渐蔓延成浓荫，遮住了大半阳光，他把起诉意见书的边角摸得光滑如缎，每一个标点、每一处涂改，都能背得滚瓜烂熟。他常常坐在墙角，双手抱膝，心里一遍遍推演着方律师在法庭上的辩护，想象着自己如何拿出证据，反驳那些莫须有的指控，想象着真相大白时，法官当庭宣判他无罪，他走出看守所，看到妻子和老母亲含泪的笑脸，看到阳光洒在身上，温暖而自由。
直到5月4日那天，冰冷的铁门被推开，“吱呀”一声，划破了看守所的死寂。民警递来一张薄薄的纸——开庭通知书上的字迹清晰工整，却像一把钝刀，慢悠悠地割开了他心中最后的期待，疼得他浑身发颤。他捏着那张纸，指腹微微发颤，纸页的凉意透过皮肤渗进骨髓，让他忍不住打了个寒颤。
“卫国，咋了？”邻铺的老周探过身来，他是个因过失伤人入狱的老伙计，平日里话不多，却总在陈卫国沉默时递上一句安慰。老周的目光落在那张通知书上，浑浊的眼睛里闪过一丝了然，“开庭的日子定了？”
陈卫国缓缓点头，喉结滚动了几下，却发不出声音。他把通知书紧紧攥在手里，指节因用力而泛白，纸页几乎要被揉碎。
老周叹了口气，挪到他身边坐下，粗糙的手掌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：“我知道你心里慌，也知道你委屈。我进来这两年，见多了起起落落，可咱得信，黑的终不能变成白的。你是警察，一辈子护着老百姓，老天爷心里有数。”
陈卫国侧过头，看着老周脸上深浅不一的皱纹，眼眶忽然一热。他想起妻子第一次会见他时红着眼眶，哽咽着说“要信法律，法律不会冤枉好人”；想起老母亲颤巍巍地塞给他一本圣经，说“上帝会保佑你平安回来”；想起自己身着警服，在国旗下庄严宣誓，要“维护公平正义，守护一方平安”。可此刻，那点支撑着他熬过无数个黑夜的信念，竟在通知书的墨字间摇摇欲坠，像风中残烛，随时可能熄灭。“周哥，”他声音沙哑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，“你说，这法律……真的能还我一个清白吗？”
老周沉默片刻，指了指铁窗外那片浓荫：“你看那草，冬天枯得像死了一样，可春风一吹，不还是照样发芽？有些东西，就算被压得再狠，根还在，就总有出头的日子。开庭那天，你就把心里的话全说出来，把那些冤屈都倒出来，总有明白人听着。”
陈卫国望着窗外，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洒下来，在地上投下斑驳的光影。他慢慢松开手，展开那张皱巴巴的通知书，指尖在“开庭时间”那几个字上轻轻划过。他不知道等待自己的，将是一场维护正义的审判，还是一场权力主导的表演；不知道胸口这腔未凉的热血，终将浇灌出公道的花，还是会被现实的寒冰彻底冻结；更不知道，那些他曾誓死守护的信仰，在权力的碾压下，是否真的不堪一击。但老周的话，像一颗石子投入死水，在他心底漾起一圈微弱的涟漪——或许，真的还有希望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