王贵生被气乐了：“你啊你，真是个怪胎。行了，滚蛋吧！手续办好了我让人通知你。走之前，来家里吃顿饺子，让你嫂子给你包。”
“是！”
周扬挺直腰杆，左手抬起，向王贵生敬了一个并不标准，却异常庄重的军礼。
走出办公楼，外面的阳光有些刺眼。
操场上，新兵们正在喊着号子出早操，“一、二、三、四”的吼声震天响。
周扬眯着眼睛，深吸了一口带着尘土味的空气。
燕京的繁华与权谋，暂且别过。
秦铭，你也别急，先把脖子洗干净等着。
等我从西北回来的那一天，这盘棋，才刚刚开始下。
……
军令如山，尤其是这种带有“照顾”性质的特批转业，效率高得惊人。
不过短短一周，盖着燕京军区鲜红大印的调令就摆在了王贵生的办公桌上。
王贵生拿着那个牛皮纸档案袋，像是拿着块烫手的山芋，在那张掉了漆的办公桌后面来回踱步，脚下的皮鞋把水泥地踩得笃笃响。
直到周扬推门进来，他才停下脚步，把档案袋往桌上一拍，脸上的表情复杂得很，既有恨铁不成钢的恼火，又带着几分说不清道不明的愧疚。
“拿着吧。”
王贵生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，那模样不像是在发任命书，倒像是在发判决书：“你要的基层，你要的大西北。这回算是随了你的愿，但我丑话说在前头，到了地儿别哭爹喊娘地给我打电话，我丢不起那人。”
周扬没急着接，先是给老团长散了根烟，自己也点上一根，这才慢条斯理地拿起档案袋，绕开封口的白线。
抽出一看，调令上的黑体字格外扎眼：青海省某自治州……黄崖镇派出所。
“黄崖镇？”
周扬捏着薄薄的纸张，眉头微不可察地皱了一下。
这个地名听着耳熟，像是一根细针，在他那庞杂的前世记忆库里扎了一下。
他猛吸了一口烟，烟雾在肺里转了一圈，那个被尘封的记忆节点终于被激活了。
上一世九十年代中期，也就是1996年左右，国内出了一桩轰动一时的跨国文物盗窃大案。
那伙匪徒凶悍异常，手里甚至有制式冲锋枪，流窜了三个省份，让公安部挂牌督办。
最后这伙人就是在黄崖镇栽的跟头。
当时新闻报道铺天盖地，周扬那时候刚做生意赚了第一桶金，在饭局上听几个倒腾矿产的老板聊起过这个地方。
那几个老板喝多了猫尿，提起黄崖镇都直摆手，说那地方是“鬼门关”。
距离最近的县城足足六十公里，全是搓板路和戈壁滩，车开进去颠得连胆汁都能吐出来。
离最近的地级市更是有两百公里之遥，说是与世隔绝也不为过。
最要命的是那里的气候。
那里位于风口，每年的九月、十月、十一月，这三个月是雷打不动的“黑风季”。
狂风卷着沙尘暴，遮天蔽日，能见度不到五米。
外面的车进不去，里面的人出不来，整个镇子就像是被上帝遗忘在沙海里的孤岛。
正因为这种特殊的地理环境和恶劣气候，黄崖镇在很长一段时间里，成了三教九流、亡命之徒天然的避风港。
只要在黑风季来临前钻进镇子，就算是天王老子来了也得等三个月后风停了才能抓人。
那时候的黄崖镇，就是西北边陲的一颗毒瘤，混乱、野蛮，遵循着另一套生存法则。
周扬弹了弹烟灰，嘴角勾起一抹苦笑。
他是跟王贵生说想去基层，想去艰苦点的地方磨炼，顺便避开燕京的漩涡，但他预想的是那种贫困县的城关镇，既能接触到底层，又不至于脱离文明社会。
谁能想到，老团长这一竿子，直接把他支到了真正的“法外之地”。
“怎么？怕了？”
王贵生一直在观察周扬的表情，见他不说话，以为这小子终于知道怕了，赶紧趁热打铁：“要是怕了现在反悔还来得及，我这张老脸不要了，去跟上面赖皮，怎么也得给你换个像样点的县城。”
“怕倒是不怕。”
周扬把调令重新塞回档案袋，语气平淡，听不出什么情绪起伏：“就是觉得这地方挺有意思。听说那边风沙大，正好，我这人皮糙肉厚，欠磨。”
“你小子就嘴硬吧！”
王贵生指了指他，气得把刚点着的烟按灭在烟灰缸里：“那地方我去过一次，几十年前的事了。那哪是风沙大？那是吃人！喝的水都是苦咸水，方圆几十里连棵像样的树都没有。你这一去，能不能全须全尾地回来都两说。”
“团长，命令都下了，哪有讨价还价的道理。”
周扬拍了拍那个档案袋，像是拍着一块沉甸甸的砖头：“再说了，越乱的地方，机会越多。我要是去个安逸窝，这辈子也就那样了。”
王贵生张了张嘴，最后什么也没说出来，只是重重地叹了口气，从抽屉里摸出一张火车票和几张全国通用的粮票，拍在桌子上。
“滚吧。到了那边，要是实在扛不住，记得给我写信。我王贵生虽然没什么大本事，但在西北军区还有几个老战友，捞个人还是能办到的。”
周扬收起东西，站直身子，也不顾右臂的酸痛，标准地敬了个礼。
“团长，保重。”
……
三天后，燕京火车站。
绿皮火车的汽笛声尖锐刺耳，混合着燃煤的烟味和人群的汗臭味，构成了这个时代特有的送别交响曲。
站台上人头攒动，大包小包的行囊像是要把这列钢铁巨兽塞爆。
周扬没有让任何人送。他穿着一件质地精良的深灰色呢子大衣，里面是一件高领毛衣，脚下踩着一双擦得锃亮的牛皮靴。
虽然不再是军装，但这身行头依然透着大院子弟特有的体面和讲究。
周扬从来不信什么“越穷越光荣”的鬼话，即便要去受苦，他也不会刻意把自己弄得像个乞丐。
那是对自己的不尊重，也是一种虚伪的矫情。
他手里提着一只半旧不新的棕色牛皮箱子，那是父亲当年从苏维埃带回来的，结实耐用，边角虽然磨损了，但那种厚重的质感在周围一众蛇皮袋和网兜里显得格格不入。
“借过。”
周扬侧身避开一个扛着扁担的民工，那扁担差点扫到他的脸。
他随着人流挤上了车厢。
车厢里嘈杂得像是一锅煮沸的粥，孩子的哭闹声、列车员的吆喝声、还有那一股子混合着茶叶蛋、瓜子皮和脚臭的怪味，瞬间扑面而来。
周扬找到自己的铺位——一张硬卧的中铺。
在这个年代，能搞到卧铺票已经是王贵生动用了关系的极限，普通人去大西北，那是要坐两天两夜硬座的。
他把皮箱塞进行李架，动作利索，即便只有一只手使劲，也显得游刃有余。
坐在铺位上，周扬从大衣口袋里掏出一盒“中华”，抽出一支点上。
透过车窗满是污垢的玻璃，看着站台上那些挥手告别、哭得稀里哗啦的人群。
那些眼泪里，有不舍，有迷茫，也有对未来的恐惧。
但周扬的眼睛里什么都没有，只有这列火车即将喷出的蒸汽般升腾的野心。
燕京的繁华，秦铭的嘴脸，王颖的背叛，随着这一声长长的汽笛，都将暂时被抛在脑后。
“况且——况且——”
车身猛地一震，钢铁车轮开始缓慢转动，发出沉重的摩擦声。
窗外的景物开始缓缓后退，那一排排灰色的建筑，那熟悉的城墙根，都在视野里逐渐模糊。
周扬吐出一口青烟，看着烟雾在狭窄的车厢顶部散开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