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片兵荒马乱中，没人注意到角落里的我。
我低头看了看自己面前那盘凉透的春卷，忽然想起七年前，第一次来孟家过年的时候。
那是我和孟远琛结婚后的第一个春节。我提前一个月就开始准备，反复向老公打听他爸妈的喜好：公公爱喝什么酒，婆婆喜欢什么颜色，小叔子家孩子多大了，见面该给多少红包。
我一条条记在心里，提前买了烟酒茶叶，又特意去商场挑了一件羊绒披肩给婆婆，花了小半个月工资。
那天进门的时候，孟远琛牵着我的手，向全家介绍：“爸、妈，这是沈清，我媳妇。”
婆婆笑着迎上来，接过我手里的东西，拉着我往主桌上坐：“来来来，儿媳妇坐这儿！第一次来家里过年，别客气！”
那一年，我坐在婆婆右手边，孟远琛坐在我旁边。婆婆亲自给我夹菜，一盘春卷转到我面前，她笑着说：“尝尝，妈炸的，看合不合口味。”
我吃了一口，表皮有点硬，馅料偏咸，但我还是夸：“好吃，妈手艺真好。”
婆婆笑得合不拢嘴。
饭后大家一起包饺子，我擀皮，孟远琛包馅，婆婆在旁边指导：“小清，这褶子要捏紧，不然下锅就散了。”我认真点头，学着她的样子，捏出一个歪歪扭扭的饺子。
孟远琛看着那个饺子笑出声来：“妈，你看她包的，像个猪耳朵！”
“第一次包都这样，”婆婆笑呵呵地接过那个饺子，“这个我煮，谁也不许抢。”
那个除夕夜，我吃了自己包的那个猪耳朵饺子，觉得是这辈子吃过最好吃的饺子。
七年，七个春节。
不知道从哪一年开始，我不再坐在主桌了。
也许是第三年，陈雅进门那年。那年孟远峰结婚，婆婆把新媳妇请上主桌，我往旁边挪了一个位子。
也许是第五年，小宝出生那年。那年主桌上多了一个婴儿椅，我又往旁边挪了一个位子。
也许是去年。去年我发现自己已经坐到了桌子的最末端，旁边就是过道，上菜的服务员从我身边挤来挤去。
今年，彻底挪出了主桌。
春晚倒计时的钟声响了。
主桌那边开始发红包。婆婆掏出一沓红包，挨个发下去，从陈雅开始，然后是孟远峰，然后是孟远琛，然后是那几个孩子。
发到我这边的时候，婆婆愣了一下，好像忘了还有我这个人。
“妈，”陈雅在旁边提醒，“嫂子还没拿呢。”
婆婆脸上闪过一丝尴尬，从口袋里又掏出一个红包，递给我：“拿着，过年好。”
我接过红包，捏了捏，薄薄的。
比陈雅的薄。
比孩子们的也薄。
我知道，红包的厚薄代表着什么。
在这个家里，我早就不是需要被重视的“新媳妇”了。
也不是被当作“自己人”的家人。
我是什么？
我不知道。
凌晨一点，年夜饭散场。
孟远琛开车，我坐副驾。他在前面开，我在后面看着窗外飞速后退的街景。
车厢里很安静，只有暖风呼呼吹着的声音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