那晚，她几乎没有睡。
不是因为情绪崩溃，而是因为她在计算。
她把可能发生的路径列成三条：
第一条：现在摊牌。
好处：能立刻阻止重组。
坏处：证据不足，对方可以把一切解释成“误会”或“草案”，甚至反咬她非法获取文件。
第二条：装作不知道，等对方动作完成后再反击。
坏处：一旦对方完成关键资产转移，原公司背债成事实，她再证明“不知情”会更艰难。
第三条：装作不知道，但提前布局，把“动作完成前的每一步”变成证据链。
这是唯一能赢的方式。
她需要更多证据。她需要对方松懈。她需要对方以为她仍然是那个“不会察觉”的人。
第二天，她第一次主动提出去公司。
“我想看看设计部的项目进度。”她对陆绍临说，“最近客户催得紧，我想帮你把交付标准再梳理一下。”
她把理由说得很专业，像一个真正关心业务的人。
陆绍临略微迟疑，但很快点头：“当然。”
公司办公室位于城西写字楼，开放式格局，气氛看似平稳。员工对她的到来并不意外，她曾参与过早期项目，在公司内部仍有一定威信。有人跟她打招呼：“古总，好久不见。”叫得自然，像默认她仍是“共同体”的一部分。
古兮笑着回应，心里却更冷：他们都不知道，她已经被从结构里删掉。
她没有直接去财务室，而是先去了设计部，和骨干乔越聊了半小时。乔越提到最近项目预算突然收紧，供应商款项延后，她听得很认真，却只问了一句：“收紧从什么时候开始的？”
乔越想了想：“差不多两个月前。”
两个月前。
和沈映秋、新公司注册的时间吻合。
她又去茶水间接水，顺势在走廊碰到财务主管许岚。许岚一贯对她客气，但客气里带着职业性回避——像是提前被交代过“别多说”。
古兮仍然装作随意：“最近项目预算是不是调紧了？我看设计部有些材料想换。”
许岚恰好心烦，顺口脱口而出：“是啊，资金都在往‘新主体’那边集中。”
“新主体？”古兮抬头，像第一次听到这个词，“什么意思？”
许岚像被针扎了一下，眼神瞬间变得谨慎。她勉强笑了笑：“就是新项目啦……你知道的，公司要融资嘛，资源倾斜正常。”
古兮点头，没再追问。她不需要许岚解释，许岚的慌张本身就是答案。
那一瞬间，她更加确定了方向：
公司里有人知道。
有人被迫配合。
而她必须在他们完成“弃壳”之前，把每一个人、每一笔钱、每一次签字都固定下来。
沈映秋的电话在当天下午打来。
“有时间见一面吗？关于公司未来结构。”
语气礼貌而疏离，像是她们之间从未有过任何私人交集。
古兮答应了。她知道对方会来，这不是邀请，是确认。确认她有没有发现，确认她会不会闹，确认她是否仍然“可控”。
她选择了一家靠近律所的咖啡馆——不是为了威慑，是为了给自己留后路：一旦谈话出现关键证据，她能在最短时间内把材料交给专业人士固定。
沈映秋比她想象中冷静得多。对方没有拐弯抹角，直接谈起股权问题，语气甚至有点“替你着想”的意味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