二零一八年三月，北京的风还带着冬天的寒意。
那天下午，我正在报社写稿，门卫打电话上来说有人找我。我问是谁，他说是几个农民工，说是老乡介绍来的。
我下楼，看见三个人站在门口。领头的那个五十来岁，头发花白，穿着件旧棉袄，脸晒得黑红。看见我，他有些局促，搓着手走过来。
“乔、乔记者？”
“我是。”
“俺叫赵德柱，河南来的。”他说，“俺们听说您帮人打过官司，俺们也想求您帮帮忙。”
我让他们进来，在接待室坐下。他们三个挤在沙发上，手都不知道往哪儿放。我倒了水递过去，他们接过来，谁也没喝。
赵德柱说，他们是一个装修队的，去年给一个姓孙的老板干活，干了八个月，一分钱没拿到。孙老板开始说过年结，过年又说三月结，三月又说五月结。五月的时候，人去楼空，电话也打不通了。
“一共多少人？”我问。
“十七个。”他说，“有的是跟俺一个村的，有的是别处来的。现在散的散，走的走，就剩俺们几个还在北京，等着要钱。”
“欠多少？”
“三十七万。”
我看着他的眼睛。那眼睛里有血丝，有疲惫，但还有一种东西，很倔强。
“你们有合同吗？”
“没有。”他低下头，“孙老板说不用签，都是熟人介绍，信得过。”
“工资条呢？”
“没有。”
“微信记录呢？”
他掏出手机，翻给我看。是一些零散的语音和文字，孙老板发的，大多是“过两天”“快了”“别急”。没有明确的欠条，没有金额，没有时间。
我沉默了一会儿。
赵德柱看着我的脸色，急急地说：“乔记者，俺知道证据不够，但俺们真的没办法了。俺们在这儿耗了大半年，钱花光了，家也回不去。俺老婆打电话来，问俺啥时候回家，俺都不敢接。”
旁边那个年轻点的，一直低着头不说话。这时候抬起头，眼眶红了。
“乔记者，”他说，“俺孩子等着钱交学费。再拿不到钱，下学期就上不了学了。”
我看着他们，想起那年林觉非说的话：“替那些不会说话的人说话。”
“你们先回去。”我说，“我帮你们想想办法。”
那天晚上，我给杜律师打电话，把情况说了。
他听完，沉默了很久。
“锦烨，这个案子不好办。”
“我知道。”
“没有合同，没有欠条，只有几段语音。就算起诉，胜诉的概率也不大。”
“那怎么办？”
“能做的，就是先发律师函，吓唬吓唬他。”他说，“如果能找到人，最好当面谈。”
“要是找不到呢？”
“那就只能走劳动仲裁。但这个时间会很长，半年一年都有可能。”
挂了电话，我坐在窗边，想了很久。
赵德柱他们的脸，一直在脑子里转。那种眼神，我见过太多次了。是走投无路的人的眼神，是把最后一点希望压在你身上的眼神。
不能让他们失望。
第二天，我开始查那个孙老板的底细。
做装修的，在北京干了七八年，有几个工地，有一辆车，有一套房子。不是没钱，是耍赖。
我找到他一个工地的地址，在朝阳那边。第三天下午，我直接去了。
工地在一个小区里，是几户人家在装修。我找到孙老板的时候，他正叼着烟，指手画脚地指挥工人干活。
“孙老板？”
他转过头，看着我，眯起眼睛。
“你是谁？”
“我是记者。”我掏出记者证，“想跟你聊聊赵德柱的事。”
他脸色变了一下，很快又笑起来。
“赵德柱？不认识。”
“十七个工人，去年给你干了八个月，三十七万工资，到现在没结。”
他吐了口烟，说：“你搞错了，我没请过河南人。”
“那这些是什么？”我拿出手机，翻出那些微信语音，放给他听。
他听着听着，脸色变了。
“你录音干什么？”他伸手来抢。
我躲开，说：“孙老板，三十七万，对你不算多。对他们是救命钱。”
“关我什么事？”他冷笑一声，“他们自己没签合同，怪谁？”
“你请他们干活的时候，怎么不说签合同？”
他愣了一下，然后说：“你到底想干什么？”
“我想让你把钱结了。”
“没钱。”
“你有房子有车，怎么会没钱？”
他看着我，眼睛里有东西闪了闪。
“乔记者是吧？”他说，“我劝你少管闲事。这种事，你管不过来的。”
“管不过来也得管。”
他笑了，笑得很假。
“行，你管。”他把烟头往地上一扔，踩灭了，“那就法庭上见。”
他转身走了。
我站在那里，看着他的背影，心里憋着一团火。
回去之后，我把情况告诉了杜律师。他说：“那就发律师函吧。吓唬吓唬他。”
律师函发出去一周，没有回应。
两周，还是没有。
我给赵德柱打电话，他的声音越来越低：“乔记者，要不……算了吧。”
“不能算。”
“可俺们实在等不起了。”他说，“俺老婆说，再不回去，她就带孩子回娘家。”
我听着，心里很难受。
那天晚上，我翻来覆去睡不着。脑子里一直转，怎么才能帮他？
忽然想起一个人。
程牧云以前说过，她有个学生，在朝阳法院工作。我翻出通讯录，找到那个号码，打了过去。
第二天，我去找了那个学生，姓吴，现在是法官助理。我把情况说了，他听完，说：“这个孙老板，我们听说过。不止一次被告了，每次都赖。”
“那怎么办？”
“你要想走劳动仲裁，我可以帮你联系那边的人。让他们优先处理一下。”
“能快吗？”
“尽量。”他说，“但这种案子，最快也得三四个月。”
三四个月。对赵德柱他们来说，太长了。
我回到报社，坐在位置上，想了很久。
然后我开始写稿。
题目叫《三十七万和十七个人》。写赵德柱，写他们八个月的活，写孙老板的跑路，写那些零散的语音，写他们等钱回家的日子。
写完那天，我把稿子发给编辑。他看了，说：“发，明天见报。”
稿子发出来第三天，孙老板打电话来了。
“乔记者，你写的那东西，什么意思？”
“什么意思你自己明白。”
他沉默了一会儿，说：“你出来，我们谈谈。”
“谈什么？”
“谈钱。”
约在一个茶馆见面。他去的时候，还带了两个人，一左一右坐着，像保镖。
我坐下，看着他。
“钱呢？”
他从包里掏出一个牛皮纸袋，扔在桌上。
“十五万。”
“不够。”
“就这么多。”
“三十七万，一分不能少。”
他看着我，冷笑一声。
“乔记者，你以为你是谁？十七个农民工，没合同没欠条，三十七万？做梦呢？”
“他们有微信记录。”
“那算什么证据？”他说，“去法院，法官也不会认。”
我看着他的眼睛，忽然明白了一件事。
他根本不怕打官司。他知道证据不足，知道走程序时间长，知道耗下去，那些农民工耗不起。
所以他敢赖。所以他敢嚣张。
“孙老板，”我说，“你知道我为什么找你吗？”
他愣了一下。
“因为我知道你有房子有车。”我说，“你名下有一套房子，在通州。一辆车，三十多万。你的公司还在营业，每年流水几百万。你不是没钱，是不想给。”
他的脸色变了变。
“那又怎么样？”
“不怎么样。”我站起来，“你不想给，我就接着写。写到你给为止。”
我转身要走，他叫住我。
“乔记者！”
我回头。
他脸上那种嚣张的表情不见了，换了一种很复杂的表情。
“再加五万。”他说，“二十万，不能再多了。”
“三十七万。”
“二十五万。”
“三十七万。”
他咬咬牙，说：“三十万，这是底线。”
我看着他的眼睛，知道这就是他能出的最高价了。
“三十二万。”我说，“再加两万，这事就算了。”
他盯着我，盯了很久。
然后他笑了，笑得很无奈。
“乔记者，你够狠。”
他从包里又掏出一个纸袋，和刚才那个放在一起。
“三十万。”他说，“多一分没有。”
我打开袋子，看了看。一捆一捆的现金，码得很整齐。
“转账。”我说。
“什么？”
“我不要现金。转账，有记录。”
他愣了一下，然后掏出手机，当着我的面，给赵德柱转了三十万。
看着转账成功的页面，我站起来。
“孙老板，谢了。”
“不用谢。”他冷笑一声，“以后别再让我看见你。”
我走出茶馆，外面的阳光很刺眼。
手机响了，是赵德柱。
“乔记者！钱到了！三十万！”
他的声音在抖，抖得厉害。
“收到了？”
“收到了！收到了！乔记者，俺……俺不知道怎么谢你……”
“不用谢我。”我说，“把钱分给大家，回家过年吧。”
“乔记者……”他哭出来了，一个五十多岁的人，在电话那头哭得说不出话。
我挂了电话，站在街边，很久很久没动。
风吹过来，很轻，很暖。
北京的三月，有风，有阳光，有刚开的玉兰花。
我站在那里，忽然想起那年林觉非说的话：“活着的人，得替死了的人活。”
林觉非，我替你活着。
四月，赵德柱带着几个人来报社找我。
他们拎着鸡蛋、花生、土特产，站在门口，一定要我收下。我推辞了半天，推不掉。最后收了一袋花生，别的让他们带回去。
赵德柱拉着我的手，说：“乔记者，你是俺们的大恩人。”
“我不是恩人。”我说，“是你们自己命大。”
他愣了愣，然后笑了。
“乔记者，你说话有意思。”
我也笑了。
他们走后，我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，看着那袋花生，想了很久。
三十万。对孙老板来说，是一辆车的钱。对赵德柱他们来说，是十七个家庭一年的指望。
这就是这个世界的差距。
可至少这一次，差距被填平了一点。
五月，杜律师给我打电话。
“锦烨，你最近有空吗？”
“怎么了？”
“有个案子，想请你帮忙。”他说，“一个工伤的，比较复杂。需要有人帮忙跑跑材料，写写稿子。”
“什么人？”
“一个女的，在工地上干活，从脚手架上摔下来，腰椎断了。包工头跑了，总包不认账。现在躺在医院里，没钱治。”
我沉默了一会儿。
“地址发我。”
那天下午，我去了医院。
病房在六楼，是个八人间，挤得满满当当。那个女人在最靠窗的床位，三十出头，瘦得皮包骨头，脸色蜡黄。看见我，她想坐起来，动不了。
“别动。”我走过去，在她床边坐下。
她老公在旁边站着，四十来岁，老实巴交的样子，手不知道往哪儿放。
“你叫什么？”
“周红英。”她的声音很轻。
“哪里人？”
“四川的。”
“来北京多久了？”
“三年。”
我问她那天的事。她说是在一个工地上扎钢筋，脚手架松了，摔下来的。包工头送她到医院，交了五千块押金，就再也没来过。工地总包说她是临时工，不归他们管。
“有合同吗？”
“没有。”
“有保险吗？”
“没有。”
我看着她的眼睛。那眼睛里没有光，只有灰。
“医生怎么说？”
她老公在旁边说：“腰椎骨折，要做手术，要好几万。他们医院天天催交钱，再不交，就要赶人出院了。”
“欠多少了？”
“两万多。”
我沉默了一会儿。
“你们等着。”我说，“我帮你们想办法。”
那天开始，我跑工地，跑劳动局，跑医院。找律师，查资料，写稿子。
杜律师说，这种案子最难办。没有合同，没有保险，包工头跑了，总包不认账。就算起诉，也未必能赢。
我说：“那也得试试。”
六月，稿子发了。题目叫《她躺在病床上，工地在哪儿》。
发出来第二天，有人打电话来。
是那个工地的总包，一个姓黄的经理。
“乔记者，你写的那篇稿子，对我们影响很大。”
“然后呢？”
“然后……”他顿了顿，“我们想跟你谈谈。”
约在他们公司见面。黄经理四十多岁，西装革履，说话很客气。
“乔记者，周红英的事，我们调查过了。”
“结果呢？”
“那个包工头，是我们下面的分包。他已经跑了，我们也在找他。”
“那周红英的治疗费呢？”
他看了我一眼，说：“我们愿意出。”
“多少？”
“全部。”
我愣了一下。
“包括手术费、住院费、后续康复。”
我看着他的眼睛，想看出他是不是在说谎。
他没躲，就那么看着我。
“黄经理，为什么？”
他沉默了一会儿。
“乔记者，你写的那篇稿子，我看了。”他说，“我也有女儿。”
那天下午，黄经理去医院，亲自把二十万押金交了。周红英的手术，定在一周后。
她老公拉着我的手，眼泪流了一脸。
“乔记者，谢谢你……谢谢你……”
“不用谢我。”我说，“谢你自己，一直没放弃。”
七月，周红英手术成功。
我去看她的时候，她已经能坐起来了，脸上有了血色。看见我，她笑了。
“乔记者，谢谢你。”
“不用谢。”
“俺不知道该怎么谢你……”
“好好养病。”我说，“好了以后，好好活着。”
她点点头，眼眶红了。
我走出医院，外面阳光很烈。
站在门口，忽然想起那年林觉非说的那句话：“替那些不会说话的人说话。”
林觉非，我替你说了。
八月，杜律师打电话来，说周红英那个案子，后续赔偿也谈下来了。总包那边愿意一次性赔偿四十二万，包括误工费、营养费、后续治疗费。
周红英打电话来，哭得说不出话。
“乔记者，俺一辈子忘不了你……”
“不用记着我。”我说，“记着你自己。是你自己挺过来的。”
挂了电话，我一个人坐在窗边，看着北京的夜。
灯火通明，车水马龙。
我想起赵德柱，想起周红英，想起那些我帮过的人。
他们都有同一个表情——绝望过，又活过来。
九月，程牧云来北京出差，我们见了一面。
吃饭的时候，她问我最近在忙什么。我说帮人打官司。
她看了我一眼，说：“你变了。”
“哪里变了？”
“以前你只写。”她说，“现在你做了。”
我想了想，说：“写和做，不矛盾。”
她笑了。
“锦烨，”她说，“你找到自己的路了。”
自己的路？
我不知道是不是自己的路。但我知道，每次帮完一个人，心里就会暖一点。
林觉非走后那两年，我心里一直有个洞。怎么也填不满。现在好像，慢慢填上了。
不是用别的东西填的。是用这些人，这些事，这些“谢谢”。
十月，我收到一张明信片。
是从四川寄来的，上面是山，是水，是梯田。背面写着一行字：
“乔记者，俺好了，回家种地了。谢谢你还活着。——周红英”
我看着那行字，笑了。
谢谢你还活着。
是的，我还活着。
替自己活着，替林觉非活着，替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活着。
十一月，北京又冷了。
那天晚上，我一个人走在回家的路上，风很大，吹得人缩脖子。走到小区门口，忽然听见有人叫我。
“乔记者！”
我回头，是赵德柱。
他站在路灯下，手里拎着一袋东西，脸冻得通红。
“赵师傅？你怎么来了？”
“给你送点东西。”他把袋子塞给我，“自家种的红薯，不值钱，你别嫌弃。”
我愣了一下。
“你专程跑一趟？”
“顺路顺路。”他搓着手，“俺闺女在北京上学了，俺来看看她。顺便给你带点红薯。”
“闺女在北京上学？”
“嗯。”他笑了，笑得眼睛眯起来，“就你帮忙要回来的那笔钱，给她交的学费。考上了北京的大学，俺这辈子，值了。”
我看着他的笑，忽然想哭。
“赵师傅，进屋坐坐？”
“不了不了，还得赶车。”他转身要走，走了几步，又回头。
“乔记者！”
“嗯？”
“你是个好人。好人一生平安。”
他走了，消失在夜色里。
我拎着那袋红薯，站在路灯下，很久很久。
风很大，很冷。
可我心里，很暖。
十二月，北京下雪了。
那天晚上，我一个人站在阳台上，看雪。
雪花一片一片落下来，落在树上，落在屋顶上，落在我伸出的手心里。
凉凉的，很快就化了。
我想起林觉非。
想起那年他说的那句话：“以后我们会有很多雪看。”
今年的雪，还是一个人看。
但我知道，有这么多人，在我心里陪着。
赵德柱，周红英，郑大民，那些我帮过的人。
母亲，程牧云，杜律师，那些帮过我的人。
还有林觉非，一直在我心里的人。
“林觉非，”我在心里说，“你看见了吗？我替你活成了这个样子。”
雪一直下，风轻轻的。
远处灯火通明，近处很静。
我想，他看见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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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第十七章 完）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