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做的第一件事，是把爸爸留下的那些军需券和特供票，变成我能抓住的东西。
我找到军区文化课最好的李教员，很简单地提了要求：
“数理化，全都教，我学得快。”
李教员推了推眼镜：“你爸知道吗？”
“票和钱我都带够了。”我把一叠全国粮票和工业券放在桌上。
除了文化课，
我还托人弄来了《国民经济管理学》《基础会计》，
还有爸爸书柜里那本已经翻烂了的书。
教会计的王阿姨是财务科的，她第一次看我做的流水账，眉头皱得能夹死苍蝇。
但她是个好人。
她告诉我：
“算账和做人一样，笔笔都要清楚，该是你的就是你的，不该拿的半分不能要。”
我深以为然。
粮票花得像流水，我能感觉到自己正在变样，从里到外。
3
我做成的第一笔生意，很偶然。
前桌的女生叫陈娇娇，她爸是师级干部。
她一整个下午都在跺脚，最后把铅笔盒摔在桌上。
“气死了！我托了三个上海的亲戚，都说那款红色的确良裙子弄不到！百货大楼一到货就抢光了！”
她同桌安慰她：
“算啦，那种紧俏货本来就难。”
“我不管！我下周文艺汇演就要穿！”
我低着头，手指在草稿纸上划了划。
我有门路。
在村里那些年，为了换点盐和煤油，我跟走街串巷的货郎学了不少。
一个远房表舅，就在上海纺织厂当装卸工。
放学后，我跑到邮局，给表舅拍了个电报。
第二天课间，我走到陈娇娇面前。
“你要的那款裙子，我能弄到。”
陈娇娇抬起头，眼神像在看傻子。
“你？你知道那裙子多难弄吗？”
“上海百货大楼标价二十八块三，加五块钱跑腿费，加三尺布票，一周内到你手上。”
我平静地说，
“同意的话，先付一半。”
说完我把写着宿舍门牌号的纸条推过去，转身就走。
我知道她一定会来找我。
对她来说，这不是钱的问题，是面子问题。
那天晚上，陈娇娇敲开了我的门，递过来十五块钱和三尺布票。
4
陈娇娇穿上裙子那天，在学校里转了七八个圈。
顺带，把我的名字也传了出去。
一时间，找我换东西的人越来越多，都是些不缺票证但缺门路的干部子弟。
我的生活被切成两半。
学校里，我是那个穿着补丁衣服、独来独往的乡下妞；
宿舍里，我是一个能弄到上海奶糖、广州电子表、天津皮鞋的神秘渠道。
这种平静，在爸爸生日那天被打破了。
妈妈托人捎来口信：
“念念，周六你爸生日，在军区食堂摆了两桌，你一定得来。”
我没什么表情地“嗯”了一声。
捎信的人又说：
“你妈给你准备了衣服，明天让通讯员送过去。”
第二天，通讯员送来一个包裹。
打开一看，是件绛红色的确良衬衫，款式老气，袖子长了一截。
我套了一下，肩线垮到胳膊肘，像偷穿了大人的衣服。
生日宴那天，我还是穿着这件衣服去了。
一进食堂，就看见爸爸坐在主桌，腰板挺得笔直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