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停下脚步。
他眼睛里泛着光。
「1944年，奥斯维辛集中营。」
我盯着他：「你是……那个藏在车厢里的小男孩。」
他猛地点头。
「你给我吃了一块发霉的干面包。」
我点了点头。
「那是我从尸体裤子里摸出来的。」
他笑了。
眼眶泛红。
「我以为你早死了。」
「很多人都这么以为。」
他摇头：「你根本没变。」
「你也没变。」
他递来一张照片。
泛黄的纸上，他和一群孩子坐在铁丝网边。
我坐在最后排，脸被烟灰抹黑。
「你是怎么活下来的？」
「我藏在火车下面三天三夜。」
「然后呢？」
「然后我杀了一个纳粹军官，换了他的制服走出来。」
他沉默。
我拍拍他肩膀。
「你活得很好，这就够了。」
我们道别。
他走路已经一瘸一拐。
但我记得他小时候，跑得像兔子一样快。
我继续往前走。
街角的钟声响起。
我记得这个声音。
1945年春天，钟声响时，苏联红军正攻入城区。
我在一栋被炸毁的教堂二层，用断木板做担架救人。
身边一个小女孩躺在我怀里。
「叔叔，我会死吗？」
「不会。」
「真的不会吗？」
「只要你别闭眼，就不会。」
她没闭眼，一直看着我，眼睛像春天的湖。
多年后我在纽约第五大道见过她。
她穿着一身香奈儿套装，和丈夫走在阳光下。
她没认出我。
我也没打招呼。
我不需要每段缘分都有句号。
1949年我到了中国香港。
我在印刷厂打字排版。
老板骂我慢，我就故意把《人民日报》打错一个字。
他气得满脸通红。
我赔了三天工资。
晚上，我住在铜锣湾的屋顶铁皮房。
夏天热得像地狱，冬天冷得像北极。
我把从前用的草药方子写下来。
贴在墙上换来几包方便面。
「你以前干什么的？」
「刽子手。」
问话的人不敢再追问。
1966年，我到日本，化名「藤原久道」。
在一个京都寺庙扫地三年。
老方丈问我：「你真的放得下？」
我答：「我没放下，我只是背得动。」
他给了我一串念珠，说是「观自在」。
我至今还戴着它，藏在手腕的黑表带下。
1971年，我去了美国西部。
在内华达修铁路。
工头是个红头发的爱尔兰人。
「你这个瘦猴，搬不动钢轨！」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