车子平稳地汇入车流。后视镜里，法院那栋灰色建筑越来越小，最终消失在林立的高楼缝隙里。林薇的身影早已看不见，连同那个被撕碎的支票，还有那对终于品尝到迟来苦果的夫妻。他们，连同那个被他们精心打造的、以牺牲我为代价的“家”，终于被彻底甩在了身后。
车窗外的阳光依旧灿烂，晃得人有些睁不开眼。我靠在并不柔软的椅背上，闭上眼。记忆的闸门却在此刻轰然打开，不是汹涌的洪流，而是带着旧照片般昏黄底色的碎片，无声地、固执地涌上来，将我拖回那个弥漫着消毒水、廉价洗衣粉和永远洗不干净碗碟油腻味道的起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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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个起点，弥漫着医院特有的、浓烈得化不开的消毒水味道，冰冷，刺鼻，像某种不祥的预兆。那年我五岁，踮着脚，努力透过病房门上一小块模糊的玻璃往里张望。
小小的林薇，裹在雪白的病号服里，躺在巨大的病床上，像一个易碎的瓷器。她的脸比医院的墙壁还要白，嘴唇泛着不健康的青紫色，每一次微弱的呼吸都显得那么艰难，瘦小的胸膛起伏微弱得几乎看不见。各种颜色的管子从被子里伸出来，连接着旁边发出单调“嘀、嘀”声响的冰冷机器。我妈张桂芬佝偻着背坐在床边，一只手紧紧握着林薇那只没有扎针的手，另一只手不停地抹着眼泪，肩膀压抑地耸动着。我爸林建国则像一尊沉默的石像，背对着门站在窗边，望着外面灰蒙蒙的天空，那背影绷得死紧，透着一股沉重的绝望。
“先天性心脏病……很严重……要花很多钱……”医生低沉的叹息和那些陌生的、令人恐惧的词语碎片，像冰冷的针，扎进我懵懂的意识里。
几天后，林薇裹着厚厚的毯子，像一件稀世珍宝般被小心翼翼地抱回了我们那个小小的、拥挤的家。空气仿佛瞬间凝固了，爸妈所有的目光、所有的气息，都沉沉地压在了那个孱弱的小小身躯上。家里本就拮据的空间，立刻被成堆的药瓶、氧气袋、医生叮嘱的注意事项单挤占，空气里开始常年飘散着一股苦涩的药味。
我缩在客厅角落那张掉了漆的旧板凳上，抱着我那个眼睛掉了、胳膊也快断掉的旧布娃娃，茫然地看着这一切。家里的气氛变了，变得紧绷而小心翼翼，连大声说话都成了禁忌。爸妈脸上的笑容消失了，取而代之的是浓得化不开的焦虑和疲惫。
第一次清晰的落差感，在一个阳光刺眼的周末早晨降临。我妈翻箱倒柜，找出我去年生日时姑姑送的一条半新的碎花裙子，那是我唯一一条还算像样的裙子，平时都舍不得穿。她把它塞到我手里，语气是不容置疑的命令：“溪溪，这个给你妹妹。她身体不好，得穿好点，心情好了病才好得快。” 裙子柔软的布料擦过我粗糙的手指，上面还残留着樟脑丸的味道。
我下意识地攥紧了那条对我来说意义非凡的裙子，喉咙发紧：“妈，我……”
“你什么你！”我妈立刻皱起眉头，声音陡然拔高，带着一种被冒犯的焦躁，“她是你妹妹！还是个病孩子！你当姐姐的，让着点怎么了？一条旧裙子而已，又不是要你的命！怎么这么不懂事？” 她不耐烦地一把将裙子从我手里抽走，动作粗鲁得让我踉跄了一下。她看也没看我，转身就带着裙子进了林薇的房间，门在她身后“咔哒”一声关上了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