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顾医生，帮我把这段旋律从心里拿走吧，”他疲惫地请求，眼底是深深的厌倦，“连同那些画面，那些感觉……最好让它在我心里永远失声，永远不准再播放。”
我犹豫了。常规移植只是“植入”记忆，而非“抹除”。但阮照的绝望触动了我。我鬼使神差地，在封装记忆的心肌微组织里，额外加入了一段强效的抑制性GABA神经环路。这就像给那段危险的旋律加上了一个无形的“水印”和一把锁。一旦阮照的心率因类似的情感刺激而异常升高，这把锁就会启动，释放强力的抑制信号，强行压制那段旋律带来的情感波动，如同在汹涌的潮水前筑起一道冰冷的堤坝。
术后一个月，阮照在一场重要的音乐会上担任调音师。当熟悉的《枯叶》旋律意外响起时，他的心脏在众目睽睽之下骤然停跳。万幸抢救及时。苏醒后，他躺在病床上，对我露出一个苍白而奇异的笑容：“顾医生，我听见了……她在琴盖里哭，声音很清晰。但是……奇怪的是，我的心……它不再为她加速了。所以，那旋律……就像被按下了暂停键，强制静音了。”
那一刻，我明白了记忆移植的残酷真相：所谓“忘掉”，并非删除，而是让心脏学会在情感洪流涌来的关键时刻，精确地打出一个“空拍”，一个冰冷的休止符。记忆还在，只是心跳不再为它起舞。
四
轮到我。
伦理委员会的规定白纸黑字：医生严禁为自己主刀。我用了三个月，提交了一份长达四十七页、引经据典、数据详尽的豁免申请。申请书的最后一页，只有一行手写的小字，那是我唯一无法用科学伪装的私人理由：
“我需要用这具活生生的身体，这最后一次手术，去验证一个存在了八年的假设——当记忆可以被精准移植，那么‘爱’本身，是否也能跨越生死的鸿沟，被传递、被保存？”
我的供体，是谢引。八年前，他在一场实验室意外中遭受不可逆的脑损伤。在生命最后的五分钟清醒里，这位天才的神经工程师，用尽残存的所有力气，将一枚自制的、纤细如发丝的光纤导管，精准地插入了自己的海马体深处。仪器记录下了他最后一道完整的意识流，化作一串独特的光信号。他在彻底陷入黑暗前，留给我的最后一句话，透过监护仪微弱的声音模块传出：
“以宁，我把……最后的心跳……存给你……当作……还没寄出的……情书。”
八年来，这束承载着他生命最后光华的信号，一直沉睡在我的加密数据库里。现在，我将它唤醒，用最精密的算法转译成神经电脉冲的编码，再将这些编码刻录进即将植入我心脏的心肌微组织里。手术当天，我独自躺在无影灯下刺眼的蓝色无菌膜上，冰冷的消毒水气味弥漫。麻醉剂推入静脉的瞬间，视野模糊前，我恍惚觉得自己不是在接受手术，而是颤抖着手，终于要拆开那封迟到太久、浸染着爱人最后体温的……绝笔情书。
五
术后第十二小时，在严密的监护中，一种前所未有的现象在我体内发生——“回声心律”。没有任何外界刺激，没有情绪波动，我的心电图屏幕上，清晰无误地浮现出一段与谢引生前最后一次马拉松冲刺终点时，记录下的心电波形完全一致的模式：心率急速爬升到峰值，QRS波群高耸而充满力量，T波陡峭上扬，那是极度兴奋与超越极限的狂喜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