醒来时天已经亮了，雨停了，窗台上积着层薄薄的灰。我摸了摸口袋，那枚银锁安安稳稳地躺在里面，冰凉的触感透过布料渗进来。柜台的抽屉是开着的，里面放着的祖父日记被翻到了某一页，摊开的那页上画着个银锁的图案，旁边用钢笔写着行小字：每锁一个魂，照相馆便多活一年。
钢笔水的颜色发蓝，是祖父晚年常用的那种英雄牌。我记得他去世前的最后一个月，总是坐在藤椅上翻这本日记，翻到某一页就会叹气，说自己欠了太多债。当时我只当他是老糊涂了，祖父一辈子经营这家照相馆，待人温和，怎么会欠债？
正想着，墙上的老钟突然 “铛” 地响了一声，指针不知什么时候开始倒转，从七点往六点走。这台钟是祖父年轻时从德国带回来的，上弦就能走，几十年没出过差错。我走过去想把它调回来，手指刚碰到钟摆，玻璃罩里突然映出个模糊的人影，穿件洗得发白的校服，背着书包，正怯生生地看着我。
“要拍照吗？” 我转过身，身后空荡荡的，只有门帘在风里晃了晃。
接下来的几天，照相馆里总发生些怪事。显影液里会突然浮现出陌生的人脸，洗出来的照片上，那些人都在哭，眼泪在相纸上晕开，像片淡褐色的水渍。有天下午，一个穿西装的男人来拍证件照，他站在布景前，我透过取景器看过去，发现他的身体是半透明的，能看见后面的窗帘花纹。
“先生，头往左边偏点。” 我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正常。
男人照做了，嘴角扯出个僵硬的笑容：“能快点吗？我还要赶火车。”
照片洗出来的时候，他已经走了。相纸上的人像越来越淡，到傍晚时，只剩下个模糊的轮廓，像用铅笔轻轻画了道线。我翻出镇上的户籍档案，想查查这个人的名字，却在 “失踪人口” 名录里找到了他的信息 —— 五年前就报了失踪，备注栏里写着 “离家出走，去向不明”。
阁楼的门开始在半夜吱呀作响。那间阁楼是祖父生前的储藏室，堆满了他舍不得扔的旧照片和相机。我踩着吱呀作响的木楼梯上去过一次，推开门的瞬间，一股霉味扑面而来，角落里的纸箱上落满了灰尘，其中一个箱子是打开的，里面全是近期的照片，正是那些在显影液里出现过的面孔。
银锁被我扔过三次。第一次扔进了镇外的河里，第二天早上发现它躺在相机包里；第二次埋在后院的梧桐树下，半夜被狗叫吵醒，开门就看见它挂在门把手上；第三次，我用锤子把它砸扁，扔进了火炉，结果第二天生火时，它从灰烬里滚了出来，完好无损，锁身上的 “安” 字反而更清晰了。
第七天傍晚，天又开始下雨，和上周一样大。我坐在柜台后擦相机，等着那个穿旗袍的女人。墙上的老钟还在倒转，已经从七点倒到了三年前的某个时刻。六点半的时候，门被推开了，走进来的却不是旗袍女人，而是个白发苍苍的老太太，拄着根雕花木杖，颤巍巍地走到柜台前。
“小林师傅，还记得我吗？” 老太太的声音沙哑得像砂纸，“去年我来拍过金婚照。”
我在记忆里搜索了半天，确实有这么回事。她和老伴穿着红色的唐装，坐在这把藤椅上，笑得满脸皱纹。“记得，您老伴身体还好吗？”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