杨小黎顶替父亲进了国营朝阳制衣厂。 这份工作是弟弟杨小刚在工会磕了几十个响头、磨破嘴皮子才换来的顶替资格。 她珍惜得像捧着一块易碎的琉璃，打板间里永远最后一个熄灯。 可当弟弟倒在血泊里，天价医药费耗尽积蓄，厂里却送来一纸冰冷的“下岗名单” 杨小黎攥着被汗水浸透的名单一角，猛地抄起剪刀。 “饭碗碎了，我们自己造！”
杨小黎穿着洗得发蓝的工装，站在打板台前，眼神钉在图纸密密麻麻的线条和数据上。
这份顶替进厂的名额，是弟弟杨小刚用无数个日夜的奔走、近乎卑微的恳求，才艰难地从厂里抠出来的。
车间里永远弥漫着粉尘和机油混合的气味。
厂里新进了电动裁剪机，轰隆声震得人耳膜发麻，她却像没听见，只死死盯着老师傅在布匹上游走的粉笔。
父亲的老工友、打板组的刘师傅，看她实在认真，偶尔会指点几句：“喏，肩缝这里，吃势放多了，小姑娘，活儿细点没错，也得讲究效率！厂里效益不好，盯着的人多着呢！”
她点点头，没吭声，只把腰弯得更低，手里的尺子和粉笔动得更快。
下班铃声一响，她总是留到最后，把图纸一张张抚平，工具一件件归位，才敢锁上打板间的门。
工卡卡上印着她的名字，但底下那行小小的编号，曾经属于父亲杨建国。
那年小刚才十七，本该继续念书的年纪，却早早顶了户主的缺，在街道办扛起了糊纸盒的营生。“姐，你学历高，脑子活，进去才有奔头！妈有我呢！”
“小黎！”下班路上，王大全骑着那辆半旧的二八自行车，总在厂门口对面那棵歪脖子槐树下等着。
他是旁边红星机械厂的技术员，两人是在厂工会组织的青年联谊会上认识的。
王大全人看着老实，技术也好，是家里的独子，条件算不错的。他递过来一个油纸包，还带着温乎气：“我妈蒸的肉包子，尝尝？”
杨小黎接过，没立刻吃。夕阳的金光斜斜照过来，把她鬓角的汗珠映得亮晶晶的。“大全，厂里动员买国债，还有内部股票认购证……我寻思着，都买点？”
“买那些干啥？”王大全有点不解，“那点利息，还没存银行踏实呢。股票更没谱，纸片子一张。”
“厂里号召的，”杨小黎声音不高，却很坚持，她把油纸包小心放进自己洗得发白的帆布挎包里，“厂里给的机会……我得抓住。”
风吹起她额前几缕碎发，露出光洁的额头，那眼神里有种王大全看不懂的分量。
那分量，压着她自己，也沉甸甸地压在王大全心上。买厂里的东西，更像是一种抓住救命稻草的姿态。
家里的日子像上了发条的闹钟，规律而紧绷。
杨小黎每月工资大半都变成母亲床头五颜六色的药瓶和药包，剩下的掰成几瓣花。
小刚在街道纸盒厂干得卖力，手上常带着被硬纸板划出的口子，回家却总是咧着嘴笑，把工资一股脑塞给杨小黎：“姐，收好！留着给你置办嫁妆！”
昏暗的灯光下，杨小黎看着弟弟晒得微黑的脸庞和过早粗糙的手，只觉得喉咙发哽，只能点点头，默默把钱收进那个装着全家“家当”的铁皮饼干盒深处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