送她去机场的那天，天空蓝得刺眼。空气能见度极高，能看清远处萧山机场的航班起降。她穿着我用第一笔稿费买的米色风衣，领口处的纽扣是我挑的贝壳样式，阳光下泛着柔和的光泽。行李箱上贴满了我们一起收集的旅行贴纸 —— 有西湖的三潭印月，有鼓浪屿的日光岩，还有苏州园林的漏窗。“等我回来，” 她抱着我时，下巴磕在我锁骨上，声音带着明显的哽咽，呼吸在我颈窝处留下温热的水汽，“最多两年，我一定回来。” 我点头时，喉结在脖颈里上下滚动，像有颗石头堵在那里，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。安检口的红灯亮起又熄灭，她转身的瞬间，我看到她肩膀剧烈地颤抖了一下，风衣的下摆被气流掀起来，露出里面那条我送的蓝白格子衬裙，是她最喜欢的款式。那一刻，我忽然有种预感，这或许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，心脏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紧紧攥住。
最初的日子里，我们每天视频通话到深夜。她宿舍的网络信号不好，画面总是断断续续地卡顿，她的脸在屏幕上时而清晰时而模糊。她会举着手机在蒙马特高地转圈，让我看夕阳如何给圣心大教堂镀上金边，远处的巴黎市区像撒了把碎钻。我会在加班的间隙拍下钱塘江涨潮的瞬间，让她听潮水拍打堤坝的轰鸣，混杂着岸边观潮人的惊叹声。
但时差像无形的墙，渐渐隔开了我们的生物钟。她开始说起我听不懂的新古典主义流派，提到那些拗口的画家名字时，眼睛里闪烁着我陌生的光芒。我谈论着设计稿被甲方退回的无奈，抱怨打印机卡纸的频率比出图还高，视频两端的沉默越来越长，长到能听见彼此房间里的时钟在不同时区跳动。有次她发来一张在塞纳河边拍的照片，她撤回的很快，但我看到背景里有个金发男孩帮她扶着画板，蓝色的眼睛在阳光下亮得像宝石。我盯着屏幕看了很久，直到手机自动黑屏，映出自己胡子拉碴的脸，眼角还沾着没擦干净的眼屎。
春节前夕，她突然打来电话，声音沙哑得像被砂纸磨过。“我爸爸住院了，” 她哭着说，呼吸声里带着明显的喘息，像是刚跑过很长的路，“肝硬化晚期，医生说只剩三个月。” 我连夜打开订票软件，手指在屏幕上颤抖着输入信用卡信息，支付页面跳转时，心脏几乎要跳出胸腔。却在出发前一小时收到她的信息：“别来，巴黎在下雪，我不想让你看到我现在的样子。” 那一刻，我第一次痛恨自己的无能 —— 既无法立刻买张机票跨越山海，也没有足够的存款帮她支付高昂的医药费，只能眼睁睁看着手机屏幕暗下去，映出窗外绚烂的烟花。窗外的烟花在夜空中炸开，映得房间亮如白昼，我却觉得浑身冰冷，像掉进了结冰的湖面。
